宋维扬离开美国的时候,谷歌已经宣布拍卖上市。

    那阵仗,那反应,就像往茅坑里扔了一块巨石。站在茅坑边上的老股东和承销商,裤脚被溅得瞬间屎尿淋漓,从灵魂到肉体都被谷歌给恶心透了。

    宋维扬也是老股东,但严格来说,他属于创始股东,跟拉里和谢尔盖一样是受益者。

    包括红杉资本在内的股东,都不想在ipo阶段继续增持,因为他们对拍卖上市没有信心。事实也相差不远,由于华尔街的一片唱衰声,导致谷歌发行价比预期低了至少40美元。而且即便低价发行,开盘当天也只涨了18%,这个涨幅完全不符合谷歌的优秀业绩。

    当时的情况太惨了,根本没有投资机构愿意参加拍卖。谷歌不得不自己筹钱兜底,否则ipo新股就要流拍,而公司员工也吃进了四分之一(都是获得了股权激励的早期员工,拍卖时可以超低价购入,这些员工股东至少有500人以上)。

    宋维扬在离开美国之前,还给拉里和谢尔盖吃了一颗定心丸:“如果谷歌的ipo拍卖,还送了大量手机给港岛市民试用。说是试用,其实就是送手机、送话费,市民一分钱不出就能打3g电话。有这种好事,导致宋维扬那个朋友代理的3g手机品牌,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销路。

    然而,华为3g手机还是亏得很惨,应该说所有做3g手机的都很惨。

    在中国生产手机是需要牌照的,但除了第一批手机牌照很严格,后来的牌照都可以曲线获得。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砸钱,当时有好多国内厂商认为3g大有可为,于是斥巨资购买3g手机牌照,结果一个个亏得裤子都没了。

    直至乔布斯引领智能手机革命,模式成熟,3g业务才变得有利可图,3g手机也因此开始畅销。

    在此期间,华为对于3g技术的研发,最多时一年投入50亿,然而几乎看不到市场回报。

    宋维扬突发奇想:“任总,要不我们把神州和华为的芯片实验室合并,共同组建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怎么样?”

    任总感觉有点意思,问道:“具体怎么操作?”

    宋维扬说:“双方以前取得的专利,都归各自所有,另一方如果想使用,必须按照市价支付专利费。至于双方实验室的价值,合并时让专业人士去计算,华为的芯片实验室肯定更值钱,神州科技可以多拿出一些现金。分离合并出来的芯片公司,属于独立运营状态,如果需要持续性投资做研发,那华为和神州按持股比例继续注资。这样一来,就能避免彼此的重复研发投入,实现技术上的互通有无。”

    “怎么避免商业分歧和竞争?”任总问。

    宋维扬笑道:“芯片公司独立运营啊,就当是我们共同投资的实验室,一切按照市场规则来执行。至于股份嘛,一家一半,谁也不占谁便宜。而且,神州科技保证不会做电信基础产品,未来只做民用产品。”

    任总有些为难,说道:“我回去开会讨论一下。”

    宋维扬也不着急,由于研发3g只投钱没收入,华为好多次想要卖掉海思,甚至是打包出售手机业务。最终没卖并非任总高瞻远瞩,而是因为找不到买家,没人愿意接手那赔钱货,华为只能死撑着挨到了4g时代。

    宋维扬想要合并华为和神州的芯片部门,原因也很简单,他看中了华为那些顶尖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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