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和科雷格一起遛狗的那天，就是我们在雷根斯堡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我们拿到了新年期间的照片，有大家除夕夜跳舞的照片，我看阿尔伯特弹琴的照片，还有滑雪的照片。科雷格说要把希尔德的画装上框。我的画因为阿尔伯特说还不错，所以自己打包带回了家。
第二天上午起程回柏林，开始1941年的生活。
不到一周后，阿尔伯特动身去东鲁普士，这是我第一次送他离开。
上火车之前我们紧紧相拥，他一次次亲吻我。最后抚着我的脸颊看了很久，才转身登车。
他在车里面穿行，寻找自己的座位，我在外面跟着他走。当他坐下时，我来到他窗外。
他这次不是直接上前线，我并不很紧张。
可是开|车的铃声拉响，火车还没开，震动了几下，我的心还是咯噔一声。我靠近窗户一些，他从窗口伸出手，握住我的手。
“不用担心，应该隔一周就有假期，我会经常回来。”他说。
我使劲点头。
“而且到那里就给你写信，尽量多写。”他说。
他这话让我笑起来，他表达总是很准确。也许一般人会说“每天写信”来哄女孩子开心。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每天写，就不会这么说。
车开动了，他放开了我的手。好像被一根线扯着，我不由自主跟着车走起来。
他从窗口探出头，双手紧紧抓住窗框。
一开始，列车很慢，我几乎可以伸手就碰到他，但是车加速了。我跑起来，站台的距离这么短，很快就跑完了。
随着火车转弯，两个人的目光联系也被切断了。
一根无形的线在心里，被扯得很长很长，很细很细。它将一直通向东普鲁士的某个地方。
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分不清是思念、担忧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当我想认真分辨的时候，身边传来一个陌生姑娘的哭泣。
扎着两个长辫子的女孩蹲在地上，抽噎得站不起来。
“怎么啦？又不是去打仗，你哭什么？”她旁边的另一个女孩手足无措站在那，慌乱地安慰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哭着的人说。
“下一趟车很快就会进站，请前一批送行的人尽快出站！”车站的工作人员用一只铁喇叭举在嘴上，四处边走边喊。
“走吧，我们该走了。”她的朋友把她拉起来。
我跟着这两个女孩一起向外走，刚哭过的女孩在寒风里打着嗝。
再过两周，科雷格也要走了。我和刚拆掉石膏的希尔德把他送到飞机场。
和阿尔伯特的通信并不容易。他是去监修铁路，有时两三周就会改变地址。我在房间墙上挂了一张德国的大地图，每当他换了新地址，我就在新地方钉一个红色小标记。
他中间休过几次假，最多的一次是回来开会，在柏林待了三天。那一次我们在菩提树下大街看了电影，后来又逛了首饰店。就是我曾经想给阿尔伯特定做袖扣的施密茨的店。
我去取了定做的两个白水晶吊摆，把其中一个寄给了隆美尔夫人，另一个自己留着当项链。
阿尔伯特买了个胸针给我，然后看起来很随意地让人给我量手指的尺寸。
想到他可能在考虑订婚戒指，我心里一阵阵惊喜，但那天他并没有买戒指，我也忍住了没有问。
朗格教授在过年后没有露面，就那样消失了。
我们只知道接替朗格教授的，是莱温教授。
莱温教授个头矮小，不修边幅，每天都穿着似乎是同一件黑色外套。喜欢抽烟，而就算不抽烟的时候，身上也散发着强烈的烟熏味。
上他的课之前，必须全体起立，冲着学校墙上的浠特勒画像行举手礼。
交作业的时候最为凶险。
我原本花了很大力气的飞行员催眠治疗，在他那里只得到4分（刚及格），不过其他同学还有不少是5分（6分最低）。
然后他向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们咆哮：“我原本只知道心理会‘退行’，但不知道脑子也会退化！把这些内容交给大猩猩也不至于得6分！”
大家战战兢兢，都知道这位教授和以前温和负责的朗格教授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了。
在讨论朗格教授剩下的那些项目时，他叫了所有相关同学到办公室。人站满了一屋子，他头也不抬，自顾刷唰唰翻着一沓资料。我们不知道他要问什么，互相交换眼色，谁也不敢先出声。
“旧的项目继续。”最后他说。
我听到不止一个人呼出一口气。
这时他抬起头，把手上的铅笔放在耳朵上夹住，“我这里有集中营的项目，谁愿意去？”
我赶紧垂下头，没有听到有人回答。
后来我从希尔德那打听到了朗格教授的消息。那一天希尔德主动来找我，说我那个白水晶吊坠好看，她也想做一个，我带她去施密茨的店。
她做了两个同样的，只是链子换成黄金，不要白银。
她还画了图样，要定做一对羽毛状的黄金耳环，上面点缀彩色的小宝石。她说灵感来自于去年穿戴的古埃及首饰。
年后她并没有再去照彩色照片。我问她为什么，她只是笑笑说不想去，后来又说：“我腿受伤那几天想过，万一你说的是对的，这种东西真会带诅咒呢？”
然后她提起了朗格教授，她从英国外交部的朋友听说他去了美国，似乎在纽约大学。
至于原因她也不甚清楚，“反正肯定是有人举报，”她说，“他平时讲了什么敏感的东西吗？”
我摇头，印象中没有太过火的。或者，我的判断根本不能作为标准，因为我的想法已经跟不上当|局控制的力度了。
“我们系也有几位教授去了美国，有一个对我还挺好的。”她语气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在走一条正确的路吗？”
父亲3月份去了法国，米娅也早就离开了柏林。我一个人放学在家经常十分寂寞，于是和希尔德和丽塔就见得多了。丽塔春季从护士学校毕业，已经在空军医院工作。
“你考医生吧，护士照顾人太累了。”希尔德对丽塔说，“你母亲以前当过我的家教老师，我让父亲帮你找个名额去上学。”
丽塔微笑着摇头，说自己想早点工作。“这里挺好的，可以和西贝尔多见面。”
就这样，时间到了6月底。
那天我一个人听广播，新闻说，苏德战争爆发了。我望向房间墙上的地图。那一排标记阿尔伯特发信地址的红色路径，从柏林东边不远处，一直延伸到了苏联边境。
战事初期，我还正常收到阿尔伯特的信件，甚至还有照片。其中一张他坐在一个小高地的岩石上，瘦了些，但是很精神。天气热了，他没有围巾，但胸前口袋上的猫头鹰小徽章闪亮亮的。他背后远处是一大片地势较低的荒野。有几辆辆坦克停在那里，像大地上蛰伏的巨石或巨兽。
后来他的信越来越少。我猜度是不是战争吃紧，不停地安慰自己他只是参谋，遇险的可能性不大。
终于在7月底的一天，我在周末接到了科雷格的电话，约我在蒂尔加藤公园见面。
“阿尔伯特的一些事要告诉你。”他说。
我屏住了呼吸，抓着听筒的手止不住地发抖。
“他，难道……”我的舌头直打哆嗦，说不出完整的话来。眼前的画面忽闪忽闪，两腿发软，忙用另一只手撑住身体，靠在桌边的墙上。
科雷格听出我的恐惧，说道：“阿尔伯特没事，不要乱想！”
“好，那就好，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虽然离约定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但我马上就收拾好，出发了。
到了地方，才想起自己出来得太急，又拿出小镜子补妆，免得科雷格看到我太不像样，转告给阿尔伯特。
可是涂得红润的脸颊也挡不住心里一阵阵发虚，似乎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蕴酿良久，终于要发作了。
我不断反思最近的经历，安慰自己一切顺利。海因里希没有再找我，上学方面也开始适应了，和父亲也经常通电话。
科雷格到的时候表情并不严肃，我心里又放松了些。
他走近了。我们谁都没有寒暄客套，他伸手让了让我，我们走远几步，到树下一个长凳上。
他从衣兜里拿出一个黑|絲绒小盒子，打开后是个戒指。
“这是阿尔伯特母亲的戒指，他说，让你保管。”
那是一枚绿宝石的戒指，黄金的玫瑰缠枝，托举着中间卵圆形的宝石。可以想象他母亲仍是贵族小姐时戴它的模样。
那次他测量我的手指尺寸，也许就是去调整这个戒指。
我没有伸手去接，“他这是干什么？他不是应该亲自给我？”
“原本应该这样，但是现在情况紧急。”
什么情况紧急？我胸口的浊气堵在那里，不愿意听下去，“你说过他没事的！”我大声说。
科雷格很平静地继续说：“他是没事。他只是最近在前线，脱不了身。而且他认为尽快送你出国比较好，趁着战争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
那天晚上，我们拿到了新年期间的照片，有大家除夕夜跳舞的照片，我看阿尔伯特弹琴的照片，还有滑雪的照片。科雷格说要把希尔德的画装上框。我的画因为阿尔伯特说还不错，所以自己打包带回了家。
第二天上午起程回柏林，开始1941年的生活。
不到一周后，阿尔伯特动身去东鲁普士，这是我第一次送他离开。
上火车之前我们紧紧相拥，他一次次亲吻我。最后抚着我的脸颊看了很久，才转身登车。
他在车里面穿行，寻找自己的座位，我在外面跟着他走。当他坐下时，我来到他窗外。
他这次不是直接上前线，我并不很紧张。
可是开|车的铃声拉响，火车还没开，震动了几下，我的心还是咯噔一声。我靠近窗户一些，他从窗口伸出手，握住我的手。
“不用担心，应该隔一周就有假期，我会经常回来。”他说。
我使劲点头。
“而且到那里就给你写信，尽量多写。”他说。
他这话让我笑起来，他表达总是很准确。也许一般人会说“每天写信”来哄女孩子开心。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每天写，就不会这么说。
车开动了，他放开了我的手。好像被一根线扯着，我不由自主跟着车走起来。
他从窗口探出头，双手紧紧抓住窗框。
一开始，列车很慢，我几乎可以伸手就碰到他，但是车加速了。我跑起来，站台的距离这么短，很快就跑完了。
随着火车转弯，两个人的目光联系也被切断了。
一根无形的线在心里，被扯得很长很长，很细很细。它将一直通向东普鲁士的某个地方。
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分不清是思念、担忧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当我想认真分辨的时候，身边传来一个陌生姑娘的哭泣。
扎着两个长辫子的女孩蹲在地上，抽噎得站不起来。
“怎么啦？又不是去打仗，你哭什么？”她旁边的另一个女孩手足无措站在那，慌乱地安慰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哭着的人说。
“下一趟车很快就会进站，请前一批送行的人尽快出站！”车站的工作人员用一只铁喇叭举在嘴上，四处边走边喊。
“走吧，我们该走了。”她的朋友把她拉起来。
我跟着这两个女孩一起向外走，刚哭过的女孩在寒风里打着嗝。
再过两周，科雷格也要走了。我和刚拆掉石膏的希尔德把他送到飞机场。
和阿尔伯特的通信并不容易。他是去监修铁路，有时两三周就会改变地址。我在房间墙上挂了一张德国的大地图，每当他换了新地址，我就在新地方钉一个红色小标记。
他中间休过几次假，最多的一次是回来开会，在柏林待了三天。那一次我们在菩提树下大街看了电影，后来又逛了首饰店。就是我曾经想给阿尔伯特定做袖扣的施密茨的店。
我去取了定做的两个白水晶吊摆，把其中一个寄给了隆美尔夫人，另一个自己留着当项链。
阿尔伯特买了个胸针给我，然后看起来很随意地让人给我量手指的尺寸。
想到他可能在考虑订婚戒指，我心里一阵阵惊喜，但那天他并没有买戒指，我也忍住了没有问。
朗格教授在过年后没有露面，就那样消失了。
我们只知道接替朗格教授的，是莱温教授。
莱温教授个头矮小，不修边幅，每天都穿着似乎是同一件黑色外套。喜欢抽烟，而就算不抽烟的时候，身上也散发着强烈的烟熏味。
上他的课之前，必须全体起立，冲着学校墙上的浠特勒画像行举手礼。
交作业的时候最为凶险。
我原本花了很大力气的飞行员催眠治疗，在他那里只得到4分（刚及格），不过其他同学还有不少是5分（6分最低）。
然后他向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们咆哮：“我原本只知道心理会‘退行’，但不知道脑子也会退化！把这些内容交给大猩猩也不至于得6分！”
大家战战兢兢，都知道这位教授和以前温和负责的朗格教授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了。
在讨论朗格教授剩下的那些项目时，他叫了所有相关同学到办公室。人站满了一屋子，他头也不抬，自顾刷唰唰翻着一沓资料。我们不知道他要问什么，互相交换眼色，谁也不敢先出声。
“旧的项目继续。”最后他说。
我听到不止一个人呼出一口气。
这时他抬起头，把手上的铅笔放在耳朵上夹住，“我这里有集中营的项目，谁愿意去？”
我赶紧垂下头，没有听到有人回答。
后来我从希尔德那打听到了朗格教授的消息。那一天希尔德主动来找我，说我那个白水晶吊坠好看，她也想做一个，我带她去施密茨的店。
她做了两个同样的，只是链子换成黄金，不要白银。
她还画了图样，要定做一对羽毛状的黄金耳环，上面点缀彩色的小宝石。她说灵感来自于去年穿戴的古埃及首饰。
年后她并没有再去照彩色照片。我问她为什么，她只是笑笑说不想去，后来又说：“我腿受伤那几天想过，万一你说的是对的，这种东西真会带诅咒呢？”
然后她提起了朗格教授，她从英国外交部的朋友听说他去了美国，似乎在纽约大学。
至于原因她也不甚清楚，“反正肯定是有人举报，”她说，“他平时讲了什么敏感的东西吗？”
我摇头，印象中没有太过火的。或者，我的判断根本不能作为标准，因为我的想法已经跟不上当|局控制的力度了。
“我们系也有几位教授去了美国，有一个对我还挺好的。”她语气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在走一条正确的路吗？”
父亲3月份去了法国，米娅也早就离开了柏林。我一个人放学在家经常十分寂寞，于是和希尔德和丽塔就见得多了。丽塔春季从护士学校毕业，已经在空军医院工作。
“你考医生吧，护士照顾人太累了。”希尔德对丽塔说，“你母亲以前当过我的家教老师，我让父亲帮你找个名额去上学。”
丽塔微笑着摇头，说自己想早点工作。“这里挺好的，可以和西贝尔多见面。”
就这样，时间到了6月底。
那天我一个人听广播，新闻说，苏德战争爆发了。我望向房间墙上的地图。那一排标记阿尔伯特发信地址的红色路径，从柏林东边不远处，一直延伸到了苏联边境。
战事初期，我还正常收到阿尔伯特的信件，甚至还有照片。其中一张他坐在一个小高地的岩石上，瘦了些，但是很精神。天气热了，他没有围巾，但胸前口袋上的猫头鹰小徽章闪亮亮的。他背后远处是一大片地势较低的荒野。有几辆辆坦克停在那里，像大地上蛰伏的巨石或巨兽。
后来他的信越来越少。我猜度是不是战争吃紧，不停地安慰自己他只是参谋，遇险的可能性不大。
终于在7月底的一天，我在周末接到了科雷格的电话，约我在蒂尔加藤公园见面。
“阿尔伯特的一些事要告诉你。”他说。
我屏住了呼吸，抓着听筒的手止不住地发抖。
“他，难道……”我的舌头直打哆嗦，说不出完整的话来。眼前的画面忽闪忽闪，两腿发软，忙用另一只手撑住身体，靠在桌边的墙上。
科雷格听出我的恐惧，说道：“阿尔伯特没事，不要乱想！”
“好，那就好，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虽然离约定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但我马上就收拾好，出发了。
到了地方，才想起自己出来得太急，又拿出小镜子补妆，免得科雷格看到我太不像样，转告给阿尔伯特。
可是涂得红润的脸颊也挡不住心里一阵阵发虚，似乎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蕴酿良久，终于要发作了。
我不断反思最近的经历，安慰自己一切顺利。海因里希没有再找我，上学方面也开始适应了，和父亲也经常通电话。
科雷格到的时候表情并不严肃，我心里又放松了些。
他走近了。我们谁都没有寒暄客套，他伸手让了让我，我们走远几步，到树下一个长凳上。
他从衣兜里拿出一个黑|絲绒小盒子，打开后是个戒指。
“这是阿尔伯特母亲的戒指，他说，让你保管。”
那是一枚绿宝石的戒指，黄金的玫瑰缠枝，托举着中间卵圆形的宝石。可以想象他母亲仍是贵族小姐时戴它的模样。
那次他测量我的手指尺寸，也许就是去调整这个戒指。
我没有伸手去接，“他这是干什么？他不是应该亲自给我？”
“原本应该这样，但是现在情况紧急。”
什么情况紧急？我胸口的浊气堵在那里，不愿意听下去，“你说过他没事的！”我大声说。
科雷格很平静地继续说：“他是没事。他只是最近在前线，脱不了身。而且他认为尽快送你出国比较好，趁着战争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