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不朽
这时莱温教授结束了“思想教育”，又说道：“对了，前两天一个女同学来我这里打听您，个头高高的女生。”
“应该是希尔德。”没想到她还去找我了。
“对，很没礼貌的一个姑娘，”他尖锐地说，“话里话外提到自己父亲在军需部。我告诉她，您到外地的医院实习了。”
“她不知道有保密协议，”我说，又想着替希尔德分辨几句，“她不是故意冒犯您的——”
“没必要解释，我是心理学教授，有自己的判断。”莱温教授打断了我，“接下来不要给我打电话，要打也要在集中營里由门格勒博士允许的情况下打。最后的报告给他过目，盖上他们的章然后由他们寄给我。”
我在电话这头无力地点头，意识到他看不见，又强打精神说“好”。不过，既然他提到了“最后的”报告——
“您是不是说，我可以把报告完结了？”我试探着问。
他停了几秒钟，似乎在估算时间，“9月的第1周过后，就回来吧，到时候我会给那边发电报。”
总算听到点有用的。
这趟回去以后，还有两周要熬。这期间我每天除了工作，晚上都在织毛线。西贝尔原来的手艺生疏了，织到领口我请教了其他女兵。最终织出一个毛线背心，虽然没什么花纹，只是交错的大平针，但好歹袖口领口都还对称。
剩下的毛线，织成了四双毛袜。
我的日记本上并没有记录到特别的内容。也许因为白天的事一直都在挑战我的神经，一天下来我总是很累，晚上从没做出有意义的梦。唯一记录下来的，是第三周时去了一次教堂，圣马丽大教堂。
它位于克拉科夫的中央广场，是一座红砖哥特式大教堂。那天我想到集仲营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的忍|受力也快消耗殆尽，想着教堂通常比较安静，进去参观一下，换换心情。
但是有党卫军在门口守着。几个士兵进进出来，搬出来三四个扁扁的木头框箱子，很小心地装到一辆车上。
一个党卫军军官在门口抽烟，他身边的教堂人员很小声地跟他说着什么，军官吐了一口烟圈，“大区区长说了，这是德国画家的画作，理应属于德国。”
看来箱子里装的是原本教堂里的画。
这位军官看到了我，“您是？”
我说自己是柏林来这实习的学生，然后就准备走。但他叫住我，检查了我的工作通行证，就允许我进去了。
到了教堂里面，我去看祭坛和彩绘玻璃。里面还有另一群人在，其中一个有近50岁的老年士兵叹道：“可惜祭坛上的东西，少了很多。”
我望向空空的祭坛，上面原本应该有不少金银器皿。也不知是被德国人拿走了，还是波兰人自己藏起来了。
“那我们做了这些，会有罪吗？”有个头上有点伤的德国士兵声音很小地问。
我嗓子不知为何发痒，忍|耐不了，咳嗽了起来。
正要回答的人吓得一个激灵，他跳起来，转身马上望向最高处的塑像，眼里都是恐惧，好像上面的人会走下来一样。随后他目光落下，看到了祭坛旁边的我。我向他们摇手致歉，他松了口气。
“凡事都依神的意志，定会得到救赎。”那年纪大些的士兵双眼发直，背书似地说。
我准备把其中两双毛袜送给这里的两位朋友，是两名犯人。
一个是那个说我的裙子像他姐姐的男孩，叫安切尔。他有好几次路过我时向我微笑。后来他告诉我，是我先向他微笑的，虽然我毫无印象。
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年纪大点的叫弗兰克，回忆了一会说，“其实也不算微笑，就是您的目光比较诚实，比较柔和。”
也许他们是受多了冰冷和残酷，把哪怕没有热度的关注，都当作了温暖。
安切尔原本高中毕业，马上要上大学。弗兰克和我是同行，他已经心理学硕士毕业，曾经在维也纳开心理诊所。
我说自己也来自维也纳，父亲还在维纳大学教书，他惊喜地说：“我听说过。他在维也纳大学教古希腊古埃及历史，我似乎还听过他的课……只是似乎有点记不得了。到这里以后有些记忆会模糊。”
“有时候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在这里只叫编号。”他指了指胸前的5位编码，“你要找我们就叫编号，因为没人叫名字。”
可当我把织的毛袜送给他们，他们都不要。弗兰克只是问我要了两只铅笔（我用过的铅笔头）和一些纸。
“我在偷偷写自己的书，”他说，又指了指安切尔，“他在试着写诗。”
“没有，还没写出来。”安切尔连忙否认。
还有三天我就要走了，这天下午，门格勒又要我听他讲解自己的实验设计思路，说到了人体某个部位结构时，从书柜里搬出一厚本解剖图册。
打开图册，我不由惊呼。
这本图册，我只能用“精美绝伦”来形容，它比我见过的任何解剖图都绘制更精美、更详细。一些细小的神经和血管我根本没有听过，它都画得清清楚楚。同时它的色彩和线条又极具美感，没有呈现解剖视图的部位就像普通的人体素描图。但又像艺术绘画一样，灰白色的皮肤具有大理石的色泽和质感，还有大卫雕像一样有完美的比例和结构。
门格勒说：“这是彭科夫博士带头的工作，一个解剖专家。我最佩服的医生之一，没日没夜的工作狂。我想，他现在还在为后面几册在忙碌着。对了！他是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院长。——嘿，您看的这些人里，说不定就有我这里过去的。”
“您说什么？”我一震。
“开玩笑的！”门勒格大笑，“当然不会有我什么事啦！他出版第一本画册的时候，我还没在这工作。我很希望后面几册出版的时候，我可以帮上点小忙。”
他的意思似乎是，他们解剖的人是集仲营里的。
这个想法使这本画册变得不美了，不，它依旧精美，精美得更加“可怕”。我甚至不敢翻页，好像每一页里每一根细小的血管和骨头，那些细如发丝的红蓝血管，都会发出尖叫。
细节里有魔鬼。
“为科学獻身的人呐，”门格勒感叹道，仔细端详着画面，“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要是有犯人能为这项工作獻身，被记录在这本画册上，那简直是要不朽了。您说呢，埃德斯坦小姐？这样的人，死了不是比活着还能展现出更多价值吗？”
我说不出话来。
“好好看吧！我今天没有别的事，这办公室让给您，看完了帮我锁上|门。第一次看这本图册的人，都会这么忘乎所以。”门勒格走了出去。
这天晚上，我在宿舍里打字，窗户响了几声，费舍尔在外面。
我推开窗户，问他怎么了。他的靴子在地上踱了一会，踩着一块块小石头和煤渣块，问道：“您在这儿还适应吗？我听说您快要离开了。”
“是的，大后天走。”我有意避开了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这根本没有必要说。
他扭扭捏捏，清了几次嗓子，也不知道想说什么。我问他：“威廉怎么样了？”
“还行吧！参军了。我也不知道表现如何。反正在东线。前一阵我母亲还收到他的信，不过也有一阵没写信了。”他说得胡乱八糟，大概这个话题也不是他准备聊的。
我没有再主动找话题。他不尴不尬地站了会，终于说：“有个降神会，我想您可能会有兴趣。”
降神会，在这种地方？
来到一个看守的屋子，里面什么人都有，两三个犯人、囚头，还有费舍尔这种士兵。弗兰克竟然也在，他冲我点了点头。大家有的坐椅子，有的坐床，有的坐着木箱，已经围成了一圈。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敢相信这样一群人会聚在一起。
中间是一个犯人，面前放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
“再没有别人了吧。”那个党卫军看守，也就是屋主人问。费舍尔摇了头，把门关上。
“祈祷吧，祈祷神灵降临。”
周围的人都开始祈祷，中间的人把手放在笔上。
犯人拿笔的手悬在纸上，过了很久没有动静，当我以为要失败的时候，他的手动起来。
我感到一阵困意，也闭上了眼。眼前的黑暗闪动了几下，脑袋里似乎有“卡塔”一声轻响，黑屏开始发亮。这是我来这里以后第一次看到异象。
在广袤的田野上，坦克在全速前进。
这是苏联腹地的广大原野，一眼望不到尽头。这里是白桦树和山楂树的故乡，道边点缀着勿忘草。在这片土地上，德国士兵在自己最初的胜利中深λ，再深λ。这种深λ既令人狂喜，又令人恐惧，因为一切似乎不应该这么容易，这么……深不可测。
一条蛇吞下一头象。
我不知道阿尔伯特是否在这样的队伍中前进。只感觉到周围的风。
“雨季就要来了，我们要赶在这之前打到莫斯科！”一个声音在风中说。
风停了，异象消失。
犯人自动书写的笔也停了下来，弯弯曲曲的图案像一行字。
看守第一个拿起纸去看，他不认识。费舍尔也不认识。
“有点像拉丁文。”我说。
“是拉丁文。”弗兰克说。
“说的什么？”看守问。
“失败者受难。”弗兰克说。
大家互相望着。
“你确定你没有控制那只笔？”费舍尔问道。
“没有，我发誓！”那犯人说。
但是，这句话含义太模糊了。谁是失败者？
是集|中營里受苦的犯人，还是几年后的德国人？
还是全部？
那天结束的时候，小雨开始落下，一直持续到我走的那天。也许雨季真的要来临了，就像我在异象中听到的那样。
我再次把毛袜拿给弗兰克，他仍然拒绝，“我们根本保留不了这些东西。”他终于说出原因。
所以最终，袜子还会落到囚头和看守手里。既然这样，我只好收回。把剩下的纸和铅笔都留给了他。
“您的书是写什么的？心理学理论吗？”我问。
“不是书上的那种理论，是我在这里的领悟。”他说，“对痛苦的理解，关于人生的意义。——生命一定是有意义的，对吗？每个人遭遇的每件事，都应该是有意义的，您说对吗？”
他最后发问十分急促，好像他急切地要向自己肯定。
“是的，”我说，“我也在做类似的寻找。”
只是他们遇到的苦要多得多，要穿透山一般的苦难，看到目前为止一切不堪承受的背后意义，他们能做到吗？
“安切尔有写出一首诗吗？”我问。
“开始了，只不过他太害羞，不肯拿出来让我看。”
旁边的安切尔腼腆地看着我。
“那以后出了诗集，我一定得买一本。”我说。
“那就太好了，但你想让他签字的话，可得早早去排队。”弗兰克一本正经地说，“那时候，队伍里没有党卫军维持秩序，说不定会乱成什么样子，——毕竟，安切尔的女读者一定会很多、很疯狂。”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
安切尔竟然也笑了，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片粉红。
是我低估了他们。
能用最痛苦的事开玩笑，就表明他们已经开始翻越痛苦，向着自己的意义前进了。
这样的努力，哪怕只有一步，也是不朽的。
——
*注：弗兰克的原型，是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1905-1997），奥地利心理学家，集中營幸存者。他的著作是《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eaning），记录了他在集中營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出的心理学探索。“失败者受难”这句话是引用自本书中作者参与的一个降神会情节原话。
“应该是希尔德。”没想到她还去找我了。
“对，很没礼貌的一个姑娘，”他尖锐地说，“话里话外提到自己父亲在军需部。我告诉她，您到外地的医院实习了。”
“她不知道有保密协议，”我说，又想着替希尔德分辨几句，“她不是故意冒犯您的——”
“没必要解释，我是心理学教授，有自己的判断。”莱温教授打断了我，“接下来不要给我打电话，要打也要在集中營里由门格勒博士允许的情况下打。最后的报告给他过目，盖上他们的章然后由他们寄给我。”
我在电话这头无力地点头，意识到他看不见，又强打精神说“好”。不过，既然他提到了“最后的”报告——
“您是不是说，我可以把报告完结了？”我试探着问。
他停了几秒钟，似乎在估算时间，“9月的第1周过后，就回来吧，到时候我会给那边发电报。”
总算听到点有用的。
这趟回去以后，还有两周要熬。这期间我每天除了工作，晚上都在织毛线。西贝尔原来的手艺生疏了，织到领口我请教了其他女兵。最终织出一个毛线背心，虽然没什么花纹，只是交错的大平针，但好歹袖口领口都还对称。
剩下的毛线，织成了四双毛袜。
我的日记本上并没有记录到特别的内容。也许因为白天的事一直都在挑战我的神经，一天下来我总是很累，晚上从没做出有意义的梦。唯一记录下来的，是第三周时去了一次教堂，圣马丽大教堂。
它位于克拉科夫的中央广场，是一座红砖哥特式大教堂。那天我想到集仲营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的忍|受力也快消耗殆尽，想着教堂通常比较安静，进去参观一下，换换心情。
但是有党卫军在门口守着。几个士兵进进出来，搬出来三四个扁扁的木头框箱子，很小心地装到一辆车上。
一个党卫军军官在门口抽烟，他身边的教堂人员很小声地跟他说着什么，军官吐了一口烟圈，“大区区长说了，这是德国画家的画作，理应属于德国。”
看来箱子里装的是原本教堂里的画。
这位军官看到了我，“您是？”
我说自己是柏林来这实习的学生，然后就准备走。但他叫住我，检查了我的工作通行证，就允许我进去了。
到了教堂里面，我去看祭坛和彩绘玻璃。里面还有另一群人在，其中一个有近50岁的老年士兵叹道：“可惜祭坛上的东西，少了很多。”
我望向空空的祭坛，上面原本应该有不少金银器皿。也不知是被德国人拿走了，还是波兰人自己藏起来了。
“那我们做了这些，会有罪吗？”有个头上有点伤的德国士兵声音很小地问。
我嗓子不知为何发痒，忍|耐不了，咳嗽了起来。
正要回答的人吓得一个激灵，他跳起来，转身马上望向最高处的塑像，眼里都是恐惧，好像上面的人会走下来一样。随后他目光落下，看到了祭坛旁边的我。我向他们摇手致歉，他松了口气。
“凡事都依神的意志，定会得到救赎。”那年纪大些的士兵双眼发直，背书似地说。
我准备把其中两双毛袜送给这里的两位朋友，是两名犯人。
一个是那个说我的裙子像他姐姐的男孩，叫安切尔。他有好几次路过我时向我微笑。后来他告诉我，是我先向他微笑的，虽然我毫无印象。
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年纪大点的叫弗兰克，回忆了一会说，“其实也不算微笑，就是您的目光比较诚实，比较柔和。”
也许他们是受多了冰冷和残酷，把哪怕没有热度的关注，都当作了温暖。
安切尔原本高中毕业，马上要上大学。弗兰克和我是同行，他已经心理学硕士毕业，曾经在维也纳开心理诊所。
我说自己也来自维也纳，父亲还在维纳大学教书，他惊喜地说：“我听说过。他在维也纳大学教古希腊古埃及历史，我似乎还听过他的课……只是似乎有点记不得了。到这里以后有些记忆会模糊。”
“有时候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在这里只叫编号。”他指了指胸前的5位编码，“你要找我们就叫编号，因为没人叫名字。”
可当我把织的毛袜送给他们，他们都不要。弗兰克只是问我要了两只铅笔（我用过的铅笔头）和一些纸。
“我在偷偷写自己的书，”他说，又指了指安切尔，“他在试着写诗。”
“没有，还没写出来。”安切尔连忙否认。
还有三天我就要走了，这天下午，门格勒又要我听他讲解自己的实验设计思路，说到了人体某个部位结构时，从书柜里搬出一厚本解剖图册。
打开图册，我不由惊呼。
这本图册，我只能用“精美绝伦”来形容，它比我见过的任何解剖图都绘制更精美、更详细。一些细小的神经和血管我根本没有听过，它都画得清清楚楚。同时它的色彩和线条又极具美感，没有呈现解剖视图的部位就像普通的人体素描图。但又像艺术绘画一样，灰白色的皮肤具有大理石的色泽和质感，还有大卫雕像一样有完美的比例和结构。
门格勒说：“这是彭科夫博士带头的工作，一个解剖专家。我最佩服的医生之一，没日没夜的工作狂。我想，他现在还在为后面几册在忙碌着。对了！他是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院长。——嘿，您看的这些人里，说不定就有我这里过去的。”
“您说什么？”我一震。
“开玩笑的！”门勒格大笑，“当然不会有我什么事啦！他出版第一本画册的时候，我还没在这工作。我很希望后面几册出版的时候，我可以帮上点小忙。”
他的意思似乎是，他们解剖的人是集仲营里的。
这个想法使这本画册变得不美了，不，它依旧精美，精美得更加“可怕”。我甚至不敢翻页，好像每一页里每一根细小的血管和骨头，那些细如发丝的红蓝血管，都会发出尖叫。
细节里有魔鬼。
“为科学獻身的人呐，”门格勒感叹道，仔细端详着画面，“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要是有犯人能为这项工作獻身，被记录在这本画册上，那简直是要不朽了。您说呢，埃德斯坦小姐？这样的人，死了不是比活着还能展现出更多价值吗？”
我说不出话来。
“好好看吧！我今天没有别的事，这办公室让给您，看完了帮我锁上|门。第一次看这本图册的人，都会这么忘乎所以。”门勒格走了出去。
这天晚上，我在宿舍里打字，窗户响了几声，费舍尔在外面。
我推开窗户，问他怎么了。他的靴子在地上踱了一会，踩着一块块小石头和煤渣块，问道：“您在这儿还适应吗？我听说您快要离开了。”
“是的，大后天走。”我有意避开了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这根本没有必要说。
他扭扭捏捏，清了几次嗓子，也不知道想说什么。我问他：“威廉怎么样了？”
“还行吧！参军了。我也不知道表现如何。反正在东线。前一阵我母亲还收到他的信，不过也有一阵没写信了。”他说得胡乱八糟，大概这个话题也不是他准备聊的。
我没有再主动找话题。他不尴不尬地站了会，终于说：“有个降神会，我想您可能会有兴趣。”
降神会，在这种地方？
来到一个看守的屋子，里面什么人都有，两三个犯人、囚头，还有费舍尔这种士兵。弗兰克竟然也在，他冲我点了点头。大家有的坐椅子，有的坐床，有的坐着木箱，已经围成了一圈。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敢相信这样一群人会聚在一起。
中间是一个犯人，面前放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
“再没有别人了吧。”那个党卫军看守，也就是屋主人问。费舍尔摇了头，把门关上。
“祈祷吧，祈祷神灵降临。”
周围的人都开始祈祷，中间的人把手放在笔上。
犯人拿笔的手悬在纸上，过了很久没有动静，当我以为要失败的时候，他的手动起来。
我感到一阵困意，也闭上了眼。眼前的黑暗闪动了几下，脑袋里似乎有“卡塔”一声轻响，黑屏开始发亮。这是我来这里以后第一次看到异象。
在广袤的田野上，坦克在全速前进。
这是苏联腹地的广大原野，一眼望不到尽头。这里是白桦树和山楂树的故乡，道边点缀着勿忘草。在这片土地上，德国士兵在自己最初的胜利中深λ，再深λ。这种深λ既令人狂喜，又令人恐惧，因为一切似乎不应该这么容易，这么……深不可测。
一条蛇吞下一头象。
我不知道阿尔伯特是否在这样的队伍中前进。只感觉到周围的风。
“雨季就要来了，我们要赶在这之前打到莫斯科！”一个声音在风中说。
风停了，异象消失。
犯人自动书写的笔也停了下来，弯弯曲曲的图案像一行字。
看守第一个拿起纸去看，他不认识。费舍尔也不认识。
“有点像拉丁文。”我说。
“是拉丁文。”弗兰克说。
“说的什么？”看守问。
“失败者受难。”弗兰克说。
大家互相望着。
“你确定你没有控制那只笔？”费舍尔问道。
“没有，我发誓！”那犯人说。
但是，这句话含义太模糊了。谁是失败者？
是集|中營里受苦的犯人，还是几年后的德国人？
还是全部？
那天结束的时候，小雨开始落下，一直持续到我走的那天。也许雨季真的要来临了，就像我在异象中听到的那样。
我再次把毛袜拿给弗兰克，他仍然拒绝，“我们根本保留不了这些东西。”他终于说出原因。
所以最终，袜子还会落到囚头和看守手里。既然这样，我只好收回。把剩下的纸和铅笔都留给了他。
“您的书是写什么的？心理学理论吗？”我问。
“不是书上的那种理论，是我在这里的领悟。”他说，“对痛苦的理解，关于人生的意义。——生命一定是有意义的，对吗？每个人遭遇的每件事，都应该是有意义的，您说对吗？”
他最后发问十分急促，好像他急切地要向自己肯定。
“是的，”我说，“我也在做类似的寻找。”
只是他们遇到的苦要多得多，要穿透山一般的苦难，看到目前为止一切不堪承受的背后意义，他们能做到吗？
“安切尔有写出一首诗吗？”我问。
“开始了，只不过他太害羞，不肯拿出来让我看。”
旁边的安切尔腼腆地看着我。
“那以后出了诗集，我一定得买一本。”我说。
“那就太好了，但你想让他签字的话，可得早早去排队。”弗兰克一本正经地说，“那时候，队伍里没有党卫军维持秩序，说不定会乱成什么样子，——毕竟，安切尔的女读者一定会很多、很疯狂。”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
安切尔竟然也笑了，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片粉红。
是我低估了他们。
能用最痛苦的事开玩笑，就表明他们已经开始翻越痛苦，向着自己的意义前进了。
这样的努力，哪怕只有一步，也是不朽的。
——
*注：弗兰克的原型，是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1905-1997），奥地利心理学家，集中營幸存者。他的著作是《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eaning），记录了他在集中營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出的心理学探索。“失败者受难”这句话是引用自本书中作者参与的一个降神会情节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