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良佐这边刚刚散会,进剿一事却已被某些四川官员紧急密告播州。杨应龙得知后轻蔑一笑,道:“这新来的宋抚台有些意思,难怪偌大年纪也没能挤进部堂,果然是个不晓事的,竟想以武力逼我就范。孙先生,你对此可有高论?”

    这位孙先生名叫孙时泰,颇值得一提。此人乃是浙江余姚人,那一代包括绍兴在内都是在整个大明朝盛产师爷的地方。孙时泰在播州杨氏地位也比较特殊,相当于军师,只有足智多谋的人才能当得起这个大任。

    不过孙时泰与寻常师爷不同,他学的是帝王术,而且是其中的“霸道”——帮助他人成就一番霸业的学问。据说孙时泰此前在京城时夜观星象,见西南“客星犯紫微”,认为有改朝换代的变故,于是遍访明主,终于找到了西南的杨应龙。

    其实杨应龙早前并无反意,他不过是土皇帝做久了,嚣张跋扈成了习惯,后来闹出事只好把儿子杨可栋当做人质送去重庆。

    这里有一段后世基本很少谈起的旧事,但却与杨应龙“造反”关系很大,值得一说。之前已经提到,为了报复五司,杨应龙采取各种手段对付五司,加快了迫害五司的步伐。

    由于高务实当年南迁广西众多土司至安南,使广西土司旧地大部分改土归流,朝廷在广西的权威大幅提高,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在高务实的规划和安排下在近几年快速提升,终于从一个朝廷财政上的无底洞变成了现金池,这给了朝廷将其他土司逐渐改土归流的信心和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杨应龙与播州下辖五司的上述种种矛盾经过发酵,五司将杨应龙罪状上报明廷,时任贵州巡抚,甚至一眼就看出其中必有猫腻,加急传旨要求贵州详细说明,知情不报或谎报军情者严惩不贷。贵州方面见盖子捂不住了,只好老老实实承认了这场败仗。

    皇帝本来一门心思在伐元之上,结果伐元还没出战果,贵州先来了一场大败,让他气得压不住脾气。于是朱翊钧无视内阁和稀泥的惩戒措施,下旨将贵州巡抚江东之等一大帮官员全被罢官为民,以郭子章代任巡抚。同时,又将针对播州的战事交给了军力更强的四川方面处置——宋良佐也是那个时候被紧急派往四川的。

    孙时泰这位军师既然是学“霸道”的,对于兵事自然相对比较在行,但不代表他就没有大局观了,因此面对杨应龙的发问,他立刻给于了回答。

    孙时泰道:“太师,播州若与官军开战,影响极大,此事个中关系十分敏感。黔蜀两省已下定决心定要改土归流,若太师此时示弱,播州杨氏必被勒令归田务农,从此荣华不再。

    此战不得不打,但太师切记,只此一战,战后当立即向朝廷立誓,恳求皇上开恩。能制止两省之人惟有皇上,此后应当谨慎行事,不可再授人以柄,至于后事,当徐徐图之。”

    他这里称呼杨应龙为太师,与蒙古人称高务实等封疆大吏为太师不同,这里杨应龙的太师是因为他自称“嗣唐太师三十代孙”,意味着“老子祖上很阔”,孙时泰不过投其所好罢了。

    这些年朝廷军威鼎盛,杨应龙还真没觉得自己能取代朱明,也不觉得能长期相抗,他的目的一直都是以进为退,保住家业罢了,于是点头称是。

    孙时泰便问应龙准备如何部署,杨应龙答道:“宋良佐兵分三路,兵力分散,可各个击破。我可假意部署主力于一路虚张声势,而在娄山关暗藏伏兵,令人以诈降为诱饵,诱其主力,声东击西。明军主力一溃,其余散兵也将自行退去。届时和谈可也。”

    孙时泰认为可行,又表现出师爷的专业,仔仔细细把杨应龙的这番布置细化了一下。孙先生张口即来,说的头头是道,让杨应龙非常满意。

    然后杨应龙召集播州兵将,道:“黔蜀两省近来对我播州屡屡刁难,前次贵州之败不远,此次竟还敢擅自出兵犯我辖界。播州自唐宋元以来,战无不胜,尔曹历代先祖皆是播州英雄,也正因此,大明太祖皇帝才招揽我们归顺大明为苗疆土司,世代治理此地。

    如今酷吏横行,未经朝廷准许向我们刀兵相向,为保播州一方安宁,本太师愿亲自上阵,击溃敌军。事后再向皇上陈奏,还以播州公道,还请诸位鼎力相助!”

    杨应龙说罢,群情激昂。播州军此次也出动五千,弃关设伏。明军北路郭成率领五千余川兵尚不知情,径直行进;南路由王之翰一路万余明军已至播州险要娄山关附近,娄山关苗兵闻风即溃,明军轻易进占,当夜明军令所部于白石口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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