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舒然，今年30岁，妥妥的世俗意义下的大龄剩女，并且还是个母胎单身。顾名思义，就是我这个人打娘胎里出来稀里糊涂混到了人生第30个年头的当下，雷打不动得还在保持着单身的状态，用朋友们的话来说，我这类人称得上这世上堪比熊猫般的稀有物种了。
若要问我为何在身高外形容貌气质均属不赖的情况下还能做到30年没人爱的话，我只能告诉大家，我的故事说来话长。但也不妨在这里梳理下来，且先从我眼下来看人生最惨淡的现状说起吧。
5月的最后一天，等到单位5层的其他同事们下了班都离开后，我将早已备好的一份文件传到了打印机上，机器吱吱地作响了几秒，一张印有“辞职报告”标题的A4纸拿到手了。
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靠窗工位，我把这张半年前早已备好的辞职报告放到了这个用尽各种伎俩刁难了我三年的女人的桌上，并用手机拍了个照发送给了她--我的直属领导宋薇。
“这么突然？”没想到她秒回。
“深思熟虑过，并非冲动所为。”我面无表情得回复，心里升腾起一丝解气的快感。
宋薇没再回复，第二天轮到我值6点半的早班时，我看了眼OA办公系统的审批流程，显示她大早上才通过。
想必她花了点晚上的时间思索了下，却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毫无征兆得做出这个举动，一时之间估计有些失去了掌控感。毕竟在她眼皮底下我终于被她“教育”服了，肯躺平了：甘愿耗在这里无所事事得坐等着每月按时发放的一份稳定稀薄的薪水。我这副样子让她觉得很舒心自在，这个刺头终于老实了呢。
那天她请假了没来上班，在我们达成一致的6月最后一天离职日前的一个月日子里，她收敛了很多，没再像以前一样为难我。
每天交待些不用动脑子的小任务让我完成，没有任务的时间里我便运营着刚开没多久的公号，写写评论文章，即便只有个位数字的阅读量，也还是很充实的。一个月的倒计时日子也没有那么难熬。
数了数剩下的年假和调休，我将早班晚班之外的正常班次都典当成了休息日，满打满算也就来单位工作7天了。
当我拿着离职交接单找各部门的老大签字时，总编室主任王老师有丝怅然：“舒然，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我回：“在单位得有5年了。”
王老师叹了口气，签了字。
“谢谢您！”
“不用谢我。”他把单子递给了我,没再说话。
我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师会对我的辞职行为表现出了唏嘘或者惋惜，但他确实是个值得我道谢的人。在宋薇之前差使我帮整个部门领单位给员工的福利时，王老师曾帮我分担过很重的一盒盒礼品送到5层；也曾在我找他借外出采访的拍摄设备时，会特意给我挑一套重量最轻的单反和三脚架。
这些很小很小的举动是我那几近被掩埋的晦暗的三年职场生涯里难得透进来的缕缕微光。我是个对情义二字看得很重的人，但凡在我最无助最困难的时期给过我温暖的人都是我心里值得感谢的人。
幸运的是我被边缘化的三年里，不止被王老师这一缕微光暖到过。我拿着签好字的单子回到了工位上，盯着电脑发起了呆。
25岁那年我入职了京北市这家行业里极负盛名的单位，更准确得说，我是一家报社的网站英文编辑。从南奥州留学毕业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便进入了这个在世人眼里稳定体面且高大上的单位。
当我收到了这家单位的录取通知邮件时，我第一时间分享给了我的家人，像往常无数个被泼冷水的瞬间一样，我没有得到爸妈的“太好啦，你真棒”之类的我一直渴望的反馈。反倒是令人大失所望的“怎么没怎么听过这家？是正规单位吗？给京北市户口吗？”此类的三连质问。
我来自北河省一个十八线小县城的双职工家庭，虽然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父母打压式的教育，但心里也明白，他们从没有在物质上让我和大我四岁的姐姐有缺失感，能给到我们的必会竭尽所能省吃俭用把钱花到我们姐妹俩身上。为的是我们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学习上，长大后努力为家族争光。
姐姐舒静和我的性格不一样，她算是个喜欢安逸生活被家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听话恋家孩子。虽然也是个聪明的姑娘，但她心思没用在学习上，倒是在上学时期谈了几次恋爱。
大学本科毕了业也没再往研究生方向攻读，直接听父母意见考上了我们老家所在的三线小城市的市政府宣传科，安安稳稳得开着家里买的代步汽车住着个家里买好的不大不小的房子老老实实得在单位工作着。
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姐姐在家里安排的相亲下，见了近100个男人。最后被穷追猛打的一个经侦科帅气警察追到了。后来很快，在我还在读大四的时候这个警察大哥哥成了我的姐夫，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一年后，我的小外甥出生了。我没有见证他呱呱坠地的时刻，那时候我刚去南奥洲的一个高等学府澳尼大学攻读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
新生儿的身体很容易闹小毛病，于是，爸妈的关注点在我读书的一年半时间里几乎都在我那小外甥身上，隔辈亲的传统延续至今。我也松了口气度过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里最自由自在的时光。
我的天性崇尚自由，虽然长了副乖乖女的样貌，但偏偏一身反骨，叛逆心很强。
我喜欢在澳尼大学读书的日子。那里的教授可以直呼其名也不会被贴上没大没小的标签，那里的人们不会对穿着奇装异服的路人指指点点。
那里的孩子没有为了个考试卷的数字被迫卷到学习至深夜，那里的上班族没有那么天天加班累成狗的生活节奏，那里的女孩子们更不会被“30岁成了老姑娘就不好嫁了”的世俗观念所规训。
当然了，就连我们学生期间的采访选题也能按照自己喜欢的话题去实践完成。
记得当时我报了个“街头艺人职业选择上内心所寻为何”的选题，拿了个网上搜来的这个群体常出没地点的地图，花了三天时间四处打卡蹲点采访。
虽然很累，但在和他们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了一个个自由灵魂的心之所向，那也是我的人生渴求。我花了心思采访了沿街商铺店员、路人以及管理街头艺人的当地市政府劳委会的委员长。
询问了他们对这些群体的看法，并完成了一个算是深度报道的文章，意料之中我拿到了这项考试的最高等级的评分。
当初，在面试我马上要离开的这家单位时，我将那个记忆犹新的颇具成就感的采访历程自信满满得分享给了几位面试官，在看到他们赞许的目光时，我觉得稳了。
“我们这里是有户口名额，不过能不能给到你，要看你的工作表现的”，面试官中的一位老师操着一口响亮利落的嗓音给出了我的父母最期望我得到的东西 — 京北市户口。
而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位直击我内心所想的叫张燕的老师是网站管理整个英文采编部门手握重权的副总编，更没有想到她会是我这几年职场中的幕后贵人。
但找到肯提供京北市户口的工作并非我本意，而是我的父母强行灌输给我的人生理念。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混在事业单位的环境里，潜意识早已被里面固化的攀比心理所侵蚀。一面说着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太大要求，一面在饭桌上提到谁谁谁家的孩子毕业后在某单位上班拿到了京北市户口。
当初毕业的我本想着去海天市发展的，结果他们知道后，收走了我身上所有的现金和银行卡，放话道：我离开家工作的最远地方只能是京北市。问就是为我好。
经济没有独立的我没有什么底气选择了服从，结果又被上了层要求，去京北市还要奔着去有当地户口的单位。问还是为了我好。
总之就是打着“一切为你好”的旗号，要求你做着你并不喜欢的事情，甚至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京北市户口有这般执念，我想应该是潜意识形成的强烈的攀比心作祟吧。
面试通过后，我电话给他们被泼了盆冷水。他们只知道中文为主的几个名头响亮的新闻媒体，对英文的一无所知，就像好多人提到海外名校只知晓排名前三的却很少听闻商科专业闻名欧洲的某所大学一样。
毕竟是我人生事业的开端，爸妈眼里谈婚论嫁前的人生头等大事，自然要慎重再慎重。他们网上查了下觉得靠谱后，才刷新了下认知，心里为我高兴，但依旧不懂如何表达。
只会在我找到工作再次回家狼吞虎咽得扒拉饭菜时，眼圈泛红得看着我，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就是没等到他们嘴里的庆祝词汇，还不如我那社交软件小微圈里的朋友们的“恭喜、点赞”呢。
但很快我便知道了爸妈对我的工作是多么引以为豪，各路亲戚纷纷发来信息请吃饭道贺，饭局上一路夸赞吹捧的场面也是我打小见惯不惯的了。
经历多了只觉得人情世故甚是麻烦，只是想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剩余的时间只想图个清静，应酬这件事真不适合社恐的我。
对于爸妈强加给我的拿到京北市户口的期望，我努力做到了给他们长了脸面，代价就是我和这家单位签订了5年合约，允我户口的要求是我要在这里工作5年。
若拿到户口后提前走人需要赔偿违约金。这就好像签了个卖身契一般，为了一纸户口生生被锁链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这么做值吗？用我爸妈的话来解释：“京北市户口可是全国最难拿到的，早年间有人豪掷百万都想搞到呢。没有当地户口，说出去就是一外地来打工的，赚再多也没用。”
当时的我不以为然，如果按照5年合约来安排我的人生规划，我想老老实实干满5年，然后找地儿跳槽也不错。我可不是一份工作做到老的那种人，我的人生需要尝试不同的活法。
但人生的剧本总归不会如同我们所设想的方式发展，它往往会在某个时期出其不意的给我们些惊喜或惊吓，让我们不得不硬生出些随机应变的能力来应付下突如其来的戏剧性生活。
为了争取到B市户口名额，我牢牢记住了副总编张燕老师在面试时说过的“看你工作表现”的暗示性话语，并调动起了全身细胞开启了这份事业。
那些年，每天早上我带着一副鸡血状态的精神面貌从天路苑出发，挤上很是拥堵的5号线地铁，在人与人的夹缝间站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又艰难得挤到惠西街南口站下地铁一路小跑着赶去上班。
为了省下钱存起来，我选择了京北市人口最杂乱的五环外超大社区天路苑，那里的租金相比内环里的便宜多了。
我寻了租金不到2千块的合租房一单间，早上买个煎饼挤地铁、吃报社食堂的免费午饭、晚饭吃些水果酸奶。
周末偶尔和友人外出改善下伙食、大部分休息的日子宅着手机冲浪，平日很少买贵的衣服包包装扮自己。
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坚持了一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发现竟然存下了近1万，当然了我那点薪水肯定存不下这些，我偷偷把爸妈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给的压岁钱也算上了。
总有亲戚朋友们一听我是在报社的网站上班后，就会觉得羡慕无比，理由是有头有脸算个人物了，薪资待遇还挺好。我想他们一定不了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行业所处的尴尬境地。
本世纪初的前十年正值全国报业的黄金期，编辑记者在那个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金领”。
现如今，社里大部分新进的编辑记者早已没有了编制，报社的网站基本也都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制，员工也都是合同制。
坊间传闻：想挣钱，就别来新闻媒体。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变得越发高昂，编辑记者们的钱包显得越发干瘪，为了生存能出走的早早就出走了，所以整个行业的人员流动性相当高。
据说我所在的评论部门的前领导的出走是为了给他孩子买下市里教育资源最好的定海区的学区房。接替他的便是和我结下梁子的直属领导宋薇。
起初，我觉得这里的职场风气还挺好的。来这里上班的人平日见了面，不管认不认识，总能在等电梯或电梯里或茶水间莫名其妙被人拉入一场亲切的寒暄局里。
然后等人走后，摸着脑袋发问：“刚刚那人是哪个部门的啊？”用一句话描述，这里的氛围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风。
我曾一度以为这里人们的和气和南奥洲生活时遇到的路人表现出的友好是一回事。只能说当年刚进社会的我太蠢了，忘记了自己已然步入了职场，一个不见利刃却时刻潜藏着杀机的战场。
若要问我为何在身高外形容貌气质均属不赖的情况下还能做到30年没人爱的话，我只能告诉大家，我的故事说来话长。但也不妨在这里梳理下来，且先从我眼下来看人生最惨淡的现状说起吧。
5月的最后一天，等到单位5层的其他同事们下了班都离开后，我将早已备好的一份文件传到了打印机上，机器吱吱地作响了几秒，一张印有“辞职报告”标题的A4纸拿到手了。
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靠窗工位，我把这张半年前早已备好的辞职报告放到了这个用尽各种伎俩刁难了我三年的女人的桌上，并用手机拍了个照发送给了她--我的直属领导宋薇。
“这么突然？”没想到她秒回。
“深思熟虑过，并非冲动所为。”我面无表情得回复，心里升腾起一丝解气的快感。
宋薇没再回复，第二天轮到我值6点半的早班时，我看了眼OA办公系统的审批流程，显示她大早上才通过。
想必她花了点晚上的时间思索了下，却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毫无征兆得做出这个举动，一时之间估计有些失去了掌控感。毕竟在她眼皮底下我终于被她“教育”服了，肯躺平了：甘愿耗在这里无所事事得坐等着每月按时发放的一份稳定稀薄的薪水。我这副样子让她觉得很舒心自在，这个刺头终于老实了呢。
那天她请假了没来上班，在我们达成一致的6月最后一天离职日前的一个月日子里，她收敛了很多，没再像以前一样为难我。
每天交待些不用动脑子的小任务让我完成，没有任务的时间里我便运营着刚开没多久的公号，写写评论文章，即便只有个位数字的阅读量，也还是很充实的。一个月的倒计时日子也没有那么难熬。
数了数剩下的年假和调休，我将早班晚班之外的正常班次都典当成了休息日，满打满算也就来单位工作7天了。
当我拿着离职交接单找各部门的老大签字时，总编室主任王老师有丝怅然：“舒然，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我回：“在单位得有5年了。”
王老师叹了口气，签了字。
“谢谢您！”
“不用谢我。”他把单子递给了我,没再说话。
我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师会对我的辞职行为表现出了唏嘘或者惋惜，但他确实是个值得我道谢的人。在宋薇之前差使我帮整个部门领单位给员工的福利时，王老师曾帮我分担过很重的一盒盒礼品送到5层；也曾在我找他借外出采访的拍摄设备时，会特意给我挑一套重量最轻的单反和三脚架。
这些很小很小的举动是我那几近被掩埋的晦暗的三年职场生涯里难得透进来的缕缕微光。我是个对情义二字看得很重的人，但凡在我最无助最困难的时期给过我温暖的人都是我心里值得感谢的人。
幸运的是我被边缘化的三年里，不止被王老师这一缕微光暖到过。我拿着签好字的单子回到了工位上，盯着电脑发起了呆。
25岁那年我入职了京北市这家行业里极负盛名的单位，更准确得说，我是一家报社的网站英文编辑。从南奥州留学毕业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便进入了这个在世人眼里稳定体面且高大上的单位。
当我收到了这家单位的录取通知邮件时，我第一时间分享给了我的家人，像往常无数个被泼冷水的瞬间一样，我没有得到爸妈的“太好啦，你真棒”之类的我一直渴望的反馈。反倒是令人大失所望的“怎么没怎么听过这家？是正规单位吗？给京北市户口吗？”此类的三连质问。
我来自北河省一个十八线小县城的双职工家庭，虽然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父母打压式的教育，但心里也明白，他们从没有在物质上让我和大我四岁的姐姐有缺失感，能给到我们的必会竭尽所能省吃俭用把钱花到我们姐妹俩身上。为的是我们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学习上，长大后努力为家族争光。
姐姐舒静和我的性格不一样，她算是个喜欢安逸生活被家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听话恋家孩子。虽然也是个聪明的姑娘，但她心思没用在学习上，倒是在上学时期谈了几次恋爱。
大学本科毕了业也没再往研究生方向攻读，直接听父母意见考上了我们老家所在的三线小城市的市政府宣传科，安安稳稳得开着家里买的代步汽车住着个家里买好的不大不小的房子老老实实得在单位工作着。
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姐姐在家里安排的相亲下，见了近100个男人。最后被穷追猛打的一个经侦科帅气警察追到了。后来很快，在我还在读大四的时候这个警察大哥哥成了我的姐夫，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一年后，我的小外甥出生了。我没有见证他呱呱坠地的时刻，那时候我刚去南奥洲的一个高等学府澳尼大学攻读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
新生儿的身体很容易闹小毛病，于是，爸妈的关注点在我读书的一年半时间里几乎都在我那小外甥身上，隔辈亲的传统延续至今。我也松了口气度过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里最自由自在的时光。
我的天性崇尚自由，虽然长了副乖乖女的样貌，但偏偏一身反骨，叛逆心很强。
我喜欢在澳尼大学读书的日子。那里的教授可以直呼其名也不会被贴上没大没小的标签，那里的人们不会对穿着奇装异服的路人指指点点。
那里的孩子没有为了个考试卷的数字被迫卷到学习至深夜，那里的上班族没有那么天天加班累成狗的生活节奏，那里的女孩子们更不会被“30岁成了老姑娘就不好嫁了”的世俗观念所规训。
当然了，就连我们学生期间的采访选题也能按照自己喜欢的话题去实践完成。
记得当时我报了个“街头艺人职业选择上内心所寻为何”的选题，拿了个网上搜来的这个群体常出没地点的地图，花了三天时间四处打卡蹲点采访。
虽然很累，但在和他们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了一个个自由灵魂的心之所向，那也是我的人生渴求。我花了心思采访了沿街商铺店员、路人以及管理街头艺人的当地市政府劳委会的委员长。
询问了他们对这些群体的看法，并完成了一个算是深度报道的文章，意料之中我拿到了这项考试的最高等级的评分。
当初，在面试我马上要离开的这家单位时，我将那个记忆犹新的颇具成就感的采访历程自信满满得分享给了几位面试官，在看到他们赞许的目光时，我觉得稳了。
“我们这里是有户口名额，不过能不能给到你，要看你的工作表现的”，面试官中的一位老师操着一口响亮利落的嗓音给出了我的父母最期望我得到的东西 — 京北市户口。
而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位直击我内心所想的叫张燕的老师是网站管理整个英文采编部门手握重权的副总编，更没有想到她会是我这几年职场中的幕后贵人。
但找到肯提供京北市户口的工作并非我本意，而是我的父母强行灌输给我的人生理念。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混在事业单位的环境里，潜意识早已被里面固化的攀比心理所侵蚀。一面说着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太大要求，一面在饭桌上提到谁谁谁家的孩子毕业后在某单位上班拿到了京北市户口。
当初毕业的我本想着去海天市发展的，结果他们知道后，收走了我身上所有的现金和银行卡，放话道：我离开家工作的最远地方只能是京北市。问就是为我好。
经济没有独立的我没有什么底气选择了服从，结果又被上了层要求，去京北市还要奔着去有当地户口的单位。问还是为了我好。
总之就是打着“一切为你好”的旗号，要求你做着你并不喜欢的事情，甚至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京北市户口有这般执念，我想应该是潜意识形成的强烈的攀比心作祟吧。
面试通过后，我电话给他们被泼了盆冷水。他们只知道中文为主的几个名头响亮的新闻媒体，对英文的一无所知，就像好多人提到海外名校只知晓排名前三的却很少听闻商科专业闻名欧洲的某所大学一样。
毕竟是我人生事业的开端，爸妈眼里谈婚论嫁前的人生头等大事，自然要慎重再慎重。他们网上查了下觉得靠谱后，才刷新了下认知，心里为我高兴，但依旧不懂如何表达。
只会在我找到工作再次回家狼吞虎咽得扒拉饭菜时，眼圈泛红得看着我，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就是没等到他们嘴里的庆祝词汇，还不如我那社交软件小微圈里的朋友们的“恭喜、点赞”呢。
但很快我便知道了爸妈对我的工作是多么引以为豪，各路亲戚纷纷发来信息请吃饭道贺，饭局上一路夸赞吹捧的场面也是我打小见惯不惯的了。
经历多了只觉得人情世故甚是麻烦，只是想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剩余的时间只想图个清静，应酬这件事真不适合社恐的我。
对于爸妈强加给我的拿到京北市户口的期望，我努力做到了给他们长了脸面，代价就是我和这家单位签订了5年合约，允我户口的要求是我要在这里工作5年。
若拿到户口后提前走人需要赔偿违约金。这就好像签了个卖身契一般，为了一纸户口生生被锁链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这么做值吗？用我爸妈的话来解释：“京北市户口可是全国最难拿到的，早年间有人豪掷百万都想搞到呢。没有当地户口，说出去就是一外地来打工的，赚再多也没用。”
当时的我不以为然，如果按照5年合约来安排我的人生规划，我想老老实实干满5年，然后找地儿跳槽也不错。我可不是一份工作做到老的那种人，我的人生需要尝试不同的活法。
但人生的剧本总归不会如同我们所设想的方式发展，它往往会在某个时期出其不意的给我们些惊喜或惊吓，让我们不得不硬生出些随机应变的能力来应付下突如其来的戏剧性生活。
为了争取到B市户口名额，我牢牢记住了副总编张燕老师在面试时说过的“看你工作表现”的暗示性话语，并调动起了全身细胞开启了这份事业。
那些年，每天早上我带着一副鸡血状态的精神面貌从天路苑出发，挤上很是拥堵的5号线地铁，在人与人的夹缝间站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又艰难得挤到惠西街南口站下地铁一路小跑着赶去上班。
为了省下钱存起来，我选择了京北市人口最杂乱的五环外超大社区天路苑，那里的租金相比内环里的便宜多了。
我寻了租金不到2千块的合租房一单间，早上买个煎饼挤地铁、吃报社食堂的免费午饭、晚饭吃些水果酸奶。
周末偶尔和友人外出改善下伙食、大部分休息的日子宅着手机冲浪，平日很少买贵的衣服包包装扮自己。
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坚持了一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发现竟然存下了近1万，当然了我那点薪水肯定存不下这些，我偷偷把爸妈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给的压岁钱也算上了。
总有亲戚朋友们一听我是在报社的网站上班后，就会觉得羡慕无比，理由是有头有脸算个人物了，薪资待遇还挺好。我想他们一定不了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行业所处的尴尬境地。
本世纪初的前十年正值全国报业的黄金期，编辑记者在那个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金领”。
现如今，社里大部分新进的编辑记者早已没有了编制，报社的网站基本也都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制，员工也都是合同制。
坊间传闻：想挣钱，就别来新闻媒体。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变得越发高昂，编辑记者们的钱包显得越发干瘪，为了生存能出走的早早就出走了，所以整个行业的人员流动性相当高。
据说我所在的评论部门的前领导的出走是为了给他孩子买下市里教育资源最好的定海区的学区房。接替他的便是和我结下梁子的直属领导宋薇。
起初，我觉得这里的职场风气还挺好的。来这里上班的人平日见了面，不管认不认识，总能在等电梯或电梯里或茶水间莫名其妙被人拉入一场亲切的寒暄局里。
然后等人走后，摸着脑袋发问：“刚刚那人是哪个部门的啊？”用一句话描述，这里的氛围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风。
我曾一度以为这里人们的和气和南奥洲生活时遇到的路人表现出的友好是一回事。只能说当年刚进社会的我太蠢了，忘记了自己已然步入了职场，一个不见利刃却时刻潜藏着杀机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