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文位面21
当他们一行人往外走时，莉莉敏锐地注意到有几户人家的窗帘微微晃动。陈默家的棉布门帘掀起一角又迅速落下，隐约能听见里面刻意压低的议论声。
连莲低着头加快脚步，但莉莉故意放慢速度，让所有人都能看清这一幕——那个总是独来独往的连莲，如今有人来接了。
走到大杂院门口时，连莲突然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莉莉顺着她的视线看去，那间低矮的棚屋在寒风中瑟缩着，像一只被遗弃的困兽。连莲的眼神复杂得令人心碎，那里有不舍，有恐惧，但或许，也有一丝几不可察的期待。
“走吧，”莉莉轻声说，顺势接过连莲手中的包袱，“百汇饭店有暖气，还能洗热水澡。”她故意用这些最实际的诱惑来分散连莲的注意力，“李管家说今晚厨房准备了八宝鸭和蟹粉狮子头。要是这八宝鸭没沪市的地道，我可是要给他们差评的——”
她故作夸张的语气让连莲紧绷的肩膀放松了些。恰在此时，连莲的肚子发出一声轻响，两人相视一笑两人相视一笑，某种无言的默契在寒风中流转。莉莉知道，真正的选择才刚刚开始。这三天里，她要让连莲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不是作为谁的附属品，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堂堂正正地活着。
——
连莲的哥哥出生在华国成立的礼炮声中。那天阳光灿烂，当大典的礼炮声还在京城上空回荡时，连家迎来了长子连建国。这个承载着时代印记的名字被铅印在《京城日报》的出生喜讯栏里，那张泛黄的剪报一直被珍藏在家中，直到连莲下乡前还静静躺在连家相册的塑料膜下，见证着一个家庭与新时代共同开始的命运。
然而连莲的出生却与哥哥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鼓励“英雄母亲”、提倡多生育的年代，她的降生本应是喜事，却成了家庭悲剧的开始。
1953年清明，连家四合院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气和雨水特有的阴冷。产婆第三次端着血水出来时，连父的手心已被指甲掐出血痕。当婴儿微弱的啼哭终于穿透绵密的雨幕，产房里却突然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连莲的母亲因产后大出血，在清明时节的薄暮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新生的女婴被匆匆裹进襁褓塞进奶奶怀里，老人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个沾满血污的“祸害”，突然扬起青筋暴起的手臂，就要将襁褓往青石台阶上摔去。
“作孽啊！”父亲冲上前拦阻时，襁褓的一角已经蹭上了湿滑的青苔。在这个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社会，摔死女婴是“模范家庭”绝不能承担的丑闻。但这个从旧时代蹒跚走来的老太太，从此把这件事当作孙女与生俱来的原罪。
“那天就该把你摔死！”这句话成了连莲童年里最熟悉的诅咒。奶奶枯瘦的手指戳在她额头上的疼痛伴随着恶毒的咒骂，日复一日地在每个清晨与黄昏响起。
那些青紫的淤痕和耳边的诅咒一样，旧的未消，新的又来，在循环往复中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小小的女童牢牢困在害死生母的罪孽里。
连父的续弦是在百日热孝里匆匆迎进门的。新母亲杜梅是个瘦高的女人，颧骨略高，嘴唇薄而紧抿，在奶奶的嘴里是“不下蛋的母鸡”。这个离过婚的女人总爱把头发挽得一丝不苟，却遮不住眼角细密的皱纹，是岁月和不如意共同刻下的痕迹。
她嫁过来好几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只能把那份无处安放的母爱分成两半——明显偏袒连建国的那一大半，和偶尔施舍给连莲的一小半。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饥饿缠绕着每个人的脖颈。胡同口的树皮都被剥得精光，露出惨白的树干。奶奶的骂声随着浮肿的身体日渐虚弱，最终化作了灵堂里的一缕青烟。
连莲至今记得那个雪后的清晨。她蹲在厨房偷喝完一碗鸡蛋汤，那是杜梅特意留给连建国的，碗底还沉着几粒没化开的糖。
正当她舔着碗沿时，忽然发现世界变得安静了。再也没有人揪着她的耳朵骂“丧门星”，也没有人逼她在大冬天用冻得通红的手搓洗全家人的衣服。
这种隐秘的快乐在来到灵堂时还没来得及藏好，就被哥哥当着众人的面钉在了白幡上。
“你为什么偷偷笑？”连建国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刀，剜开了她的心事。
她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嘴角。笑了吗？或许吧。她不懂死亡，也不懂父亲跪在灵前时颤抖的肩膀意味着什么。但这个连她自己都没察觉的笑容，却成了父亲眼里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
从此以后，她在这个家彻底成了透明人，或者说是个会呼吸的家具，没人会特意看她一眼，但谁都能随手使唤她。
一无所知的时候怎么不算幸福呢？当她开始上学，当她识字后，她才发现，原来痛苦是可以被命名的。
升入初中后，连莲在泛黄的《新青年》合订本里读到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奶奶的诅咒与捐门槛的故事诡异地重叠在一起；当她读到《娜拉走后怎样》时，窗外正飘着柳絮，某个蛰伏已久的念头突然破茧而出。
“妇女能顶半边天。”她望着斑驳的墙壁，上面还残留着不知哪届学生刻下的字迹。这句话她从小听到大，可她的半边天在哪里？是在杜梅永远偏向哥哥的粥碗里？是在父亲冷漠的背影里？还是在那个雪后清晨，她舔着碗底糖粒时，无人知晓的、短暂的甜？
1969年春天，一列开往宣城的绿皮火车喷吐着浓重的煤烟，缓缓驶离京城。连莲紧贴着车窗，她赶在知青下乡的尾声满了十六岁，自己报了名。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服夹层，那里缝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和零钱，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她此刻忐忑的心事。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独自远行。临行前，杜梅把她拉到里屋，那双常年操劳的手粗糙却意外温暖，将攒下的粮票和钱塞进她手心。“藏好了，”女人压低声音说，“别让人瞧见。”
连莲怔住了，这是继母第一次对她流露出这样的关切。钱太少，明显是杜梅从日常开销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这个从未抱过她的女人，最终成了唯一送她出门的人。
火车穿过华北平原，窗外的景色渐渐陌生。连莲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突然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那个名为“家”的地方。
车厢里此起彼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她摸了摸缝在衣服里的“财产”，仿佛触摸到了某种模糊的希望。
宣城这个过年不吃饺子的地方，意外地承载了连莲最鲜活的青春。初到时，她看着陌生的稻田和竹林，听着完全不懂的方言，像个突然被扔进异世界。
这里的蚂蟥总爱往人小腿上钻，她跟着老知青学会了用肥皂水涂抹草鞋；双抢时节，她弯着腰在烈日下插秧，汗水把头发黏在脸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带来的踏实。
渐渐地，工分本上的数字不断累积，最终换来了一个“妇女突击手”的称号。当大红奖状递到她手里时，连莲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丧门星”这个称呼了。在这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没人用那种厌恶的眼神看她。她可以只是一个普通的知青，一个靠自己的双手挣工分的劳动者，可以不必背负着原罪活着。
1971年谷雨时节，大队书记带着说媒的人来时，连莲正在猪圈起粪。粪叉深深插进泥里，她直起腰擦汗的动作十分利落。
“我还小，像是能给人当媳妇的吗？”她握着粪叉的手紧了紧，想起老知青们的前车之鉴——那些匆匆嫁人的知青，如今不是挺着大肚子下地，就是被婆家拴在灶台边再难脱身。粪叉在泥地上划出的深深沟壑，像极了她给自己划出的人生界限。
连莲时常觉得命运是个古怪的裁缝，缝缝补补。
本该饱受期待的出生，却带走了母亲；奶奶的刻薄是折磨，但老人的离世让她获得了喘息的空间，却带来了父亲的憎恶；继母生不了孩子是遗憾，却意外让她能好好长大。就连下乡这唯一一件她主动选择的苦差事，因去得晚而得了前辈们摸索出的经验，因长得好看而得了乡亲们额外的宽容。
在宣城的田野上，连莲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真相：当一个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活着这件事上时，反而能活得格外清醒。她不再纠结父亲的眼神为何总是冰冷，也不再琢磨继母对她与哥哥不同的态度。每天清晨扛着锄头出门时，晨露打湿的裤脚沉甸甸的，就像她渐渐充实起来的心。
这十年间，连莲在乡下逐渐成长为一个聪慧坚强的女子。
连莲低着头加快脚步，但莉莉故意放慢速度，让所有人都能看清这一幕——那个总是独来独往的连莲，如今有人来接了。
走到大杂院门口时，连莲突然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莉莉顺着她的视线看去，那间低矮的棚屋在寒风中瑟缩着，像一只被遗弃的困兽。连莲的眼神复杂得令人心碎，那里有不舍，有恐惧，但或许，也有一丝几不可察的期待。
“走吧，”莉莉轻声说，顺势接过连莲手中的包袱，“百汇饭店有暖气，还能洗热水澡。”她故意用这些最实际的诱惑来分散连莲的注意力，“李管家说今晚厨房准备了八宝鸭和蟹粉狮子头。要是这八宝鸭没沪市的地道，我可是要给他们差评的——”
她故作夸张的语气让连莲紧绷的肩膀放松了些。恰在此时，连莲的肚子发出一声轻响，两人相视一笑两人相视一笑，某种无言的默契在寒风中流转。莉莉知道，真正的选择才刚刚开始。这三天里，她要让连莲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不是作为谁的附属品，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堂堂正正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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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莲的哥哥出生在华国成立的礼炮声中。那天阳光灿烂，当大典的礼炮声还在京城上空回荡时，连家迎来了长子连建国。这个承载着时代印记的名字被铅印在《京城日报》的出生喜讯栏里，那张泛黄的剪报一直被珍藏在家中，直到连莲下乡前还静静躺在连家相册的塑料膜下，见证着一个家庭与新时代共同开始的命运。
然而连莲的出生却与哥哥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鼓励“英雄母亲”、提倡多生育的年代，她的降生本应是喜事，却成了家庭悲剧的开始。
1953年清明，连家四合院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气和雨水特有的阴冷。产婆第三次端着血水出来时，连父的手心已被指甲掐出血痕。当婴儿微弱的啼哭终于穿透绵密的雨幕，产房里却突然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连莲的母亲因产后大出血，在清明时节的薄暮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新生的女婴被匆匆裹进襁褓塞进奶奶怀里，老人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个沾满血污的“祸害”，突然扬起青筋暴起的手臂，就要将襁褓往青石台阶上摔去。
“作孽啊！”父亲冲上前拦阻时，襁褓的一角已经蹭上了湿滑的青苔。在这个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社会，摔死女婴是“模范家庭”绝不能承担的丑闻。但这个从旧时代蹒跚走来的老太太，从此把这件事当作孙女与生俱来的原罪。
“那天就该把你摔死！”这句话成了连莲童年里最熟悉的诅咒。奶奶枯瘦的手指戳在她额头上的疼痛伴随着恶毒的咒骂，日复一日地在每个清晨与黄昏响起。
那些青紫的淤痕和耳边的诅咒一样，旧的未消，新的又来，在循环往复中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小小的女童牢牢困在害死生母的罪孽里。
连父的续弦是在百日热孝里匆匆迎进门的。新母亲杜梅是个瘦高的女人，颧骨略高，嘴唇薄而紧抿，在奶奶的嘴里是“不下蛋的母鸡”。这个离过婚的女人总爱把头发挽得一丝不苟，却遮不住眼角细密的皱纹，是岁月和不如意共同刻下的痕迹。
她嫁过来好几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只能把那份无处安放的母爱分成两半——明显偏袒连建国的那一大半，和偶尔施舍给连莲的一小半。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饥饿缠绕着每个人的脖颈。胡同口的树皮都被剥得精光，露出惨白的树干。奶奶的骂声随着浮肿的身体日渐虚弱，最终化作了灵堂里的一缕青烟。
连莲至今记得那个雪后的清晨。她蹲在厨房偷喝完一碗鸡蛋汤，那是杜梅特意留给连建国的，碗底还沉着几粒没化开的糖。
正当她舔着碗沿时，忽然发现世界变得安静了。再也没有人揪着她的耳朵骂“丧门星”，也没有人逼她在大冬天用冻得通红的手搓洗全家人的衣服。
这种隐秘的快乐在来到灵堂时还没来得及藏好，就被哥哥当着众人的面钉在了白幡上。
“你为什么偷偷笑？”连建国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刀，剜开了她的心事。
她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嘴角。笑了吗？或许吧。她不懂死亡，也不懂父亲跪在灵前时颤抖的肩膀意味着什么。但这个连她自己都没察觉的笑容，却成了父亲眼里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
从此以后，她在这个家彻底成了透明人，或者说是个会呼吸的家具，没人会特意看她一眼，但谁都能随手使唤她。
一无所知的时候怎么不算幸福呢？当她开始上学，当她识字后，她才发现，原来痛苦是可以被命名的。
升入初中后，连莲在泛黄的《新青年》合订本里读到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奶奶的诅咒与捐门槛的故事诡异地重叠在一起；当她读到《娜拉走后怎样》时，窗外正飘着柳絮，某个蛰伏已久的念头突然破茧而出。
“妇女能顶半边天。”她望着斑驳的墙壁，上面还残留着不知哪届学生刻下的字迹。这句话她从小听到大，可她的半边天在哪里？是在杜梅永远偏向哥哥的粥碗里？是在父亲冷漠的背影里？还是在那个雪后清晨，她舔着碗底糖粒时，无人知晓的、短暂的甜？
1969年春天，一列开往宣城的绿皮火车喷吐着浓重的煤烟，缓缓驶离京城。连莲紧贴着车窗，她赶在知青下乡的尾声满了十六岁，自己报了名。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服夹层，那里缝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和零钱，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她此刻忐忑的心事。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独自远行。临行前，杜梅把她拉到里屋，那双常年操劳的手粗糙却意外温暖，将攒下的粮票和钱塞进她手心。“藏好了，”女人压低声音说，“别让人瞧见。”
连莲怔住了，这是继母第一次对她流露出这样的关切。钱太少，明显是杜梅从日常开销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这个从未抱过她的女人，最终成了唯一送她出门的人。
火车穿过华北平原，窗外的景色渐渐陌生。连莲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突然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那个名为“家”的地方。
车厢里此起彼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她摸了摸缝在衣服里的“财产”，仿佛触摸到了某种模糊的希望。
宣城这个过年不吃饺子的地方，意外地承载了连莲最鲜活的青春。初到时，她看着陌生的稻田和竹林，听着完全不懂的方言，像个突然被扔进异世界。
这里的蚂蟥总爱往人小腿上钻，她跟着老知青学会了用肥皂水涂抹草鞋；双抢时节，她弯着腰在烈日下插秧，汗水把头发黏在脸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带来的踏实。
渐渐地，工分本上的数字不断累积，最终换来了一个“妇女突击手”的称号。当大红奖状递到她手里时，连莲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丧门星”这个称呼了。在这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没人用那种厌恶的眼神看她。她可以只是一个普通的知青，一个靠自己的双手挣工分的劳动者，可以不必背负着原罪活着。
1971年谷雨时节，大队书记带着说媒的人来时，连莲正在猪圈起粪。粪叉深深插进泥里，她直起腰擦汗的动作十分利落。
“我还小，像是能给人当媳妇的吗？”她握着粪叉的手紧了紧，想起老知青们的前车之鉴——那些匆匆嫁人的知青，如今不是挺着大肚子下地，就是被婆家拴在灶台边再难脱身。粪叉在泥地上划出的深深沟壑，像极了她给自己划出的人生界限。
连莲时常觉得命运是个古怪的裁缝，缝缝补补。
本该饱受期待的出生，却带走了母亲；奶奶的刻薄是折磨，但老人的离世让她获得了喘息的空间，却带来了父亲的憎恶；继母生不了孩子是遗憾，却意外让她能好好长大。就连下乡这唯一一件她主动选择的苦差事，因去得晚而得了前辈们摸索出的经验，因长得好看而得了乡亲们额外的宽容。
在宣城的田野上，连莲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真相：当一个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活着这件事上时，反而能活得格外清醒。她不再纠结父亲的眼神为何总是冰冷，也不再琢磨继母对她与哥哥不同的态度。每天清晨扛着锄头出门时，晨露打湿的裤脚沉甸甸的，就像她渐渐充实起来的心。
这十年间，连莲在乡下逐渐成长为一个聪慧坚强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