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的父亲曾是文彦博的门客，张氏入宫后认文彦博为伯父。当时文彦博身为地方官员，担任成都知州。张氏为在后宫争宠，示意文彦博进献灯笼锦，文彦博依言照做。元宵节时，张氏身着这件灯笼锦面见宋仁宗，称文彦博与自己的父亲曾有旧交，对她多有关照。宋仁宗大喜，随后将文彦博调回朝廷，任命为枢密副使（从二品），不久又升任参知政事，官居一品。
至于文彦博如何逼死狄青，不过是诛心之论的再一使用。
当时文彦博已经为同平章事（宰相），文官主导的宰执集团中迎来了狄青这位担任枢密使（掌管西府）的武臣，这可把他恶心坏了，于是建议宋仁宗将狄青外放。
狄青无罪却遭外放，心中倍感委屈。宋仁宗也认为他受了委屈，称狄青是忠臣。
文彦博却进言：“宋太祖赵匡胤也曾是周世宗的忠臣，却因深得军心，最终发生了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之事。”
宋仁宗听后，只得接受了外放狄青的提议。
狄青不知道文彦博这诛心之论，跑去为自己辩白。
文彦博却只冷冷抛下一句 “朝廷怀疑你”，便将他打发走了。
狄青外放以后，宋仁宗每个月都派使者去慰问看望他两次。每次听说仁宗的使者来，狄青就惶惶不可及，结果不到半年，就生病去世了。
一句 “黄袍加身”，逼死了狄青；一个 “莫须有”，冤杀了岳飞。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宋朝的覆灭实有其因 —— 皇帝昏聩糊涂，朝臣迂腐短视。若不是当时金国尚未崛起，哪需等到八十年后的靖康之耻？
她在这边扼腕叹息，深感前路艰难，兄长却在另一边欣喜若狂 —— 毕竟，这位 “失学少年” 终于有学可上了。
仁宗朝规定，国子监入学需满足两个条件：年龄十五岁以上，且为七品以上官员子弟。由于北宋 “重文轻武” 之风盛行，武官子弟常受歧视，通过恩荫获得入学资格者寥寥无几。以父亲的武官身份论，此前根本无望跻身国子监。
四年前由范仲淹推动创立的太学，初设三百人名额，面向平民子弟择优录取。但对这位不求甚解、得过且过的兄长而言，要在选拔中胜过那些既聪慧又勤勉的学子，难如登天。
原本以为兄长只能进入专科学校，学习精算、律法等实用之学，日后做个小吏 —— 这还不如回地方武学就读。
庆历年间，武学已成立并开始招生，然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以元丰年间（1078-1085）为例，武学在校生仅百人，而太学多达三千八百人；武学毕业生最高仅授七品官职，太学上舍生却可直接授予六品官阶。
因此，她爹这回可是给了个天大的惊喜。
吴夏整张脸兴奋得通红，拱手作揖道：“爹放心，孩儿定当刻苦攻读，不负厚望！”
吴父欣慰地笑着颔首，旋即正色道：“我衙门里还有公务，你们兄妹先回家去。”
随即就与兄妹俩告别。
从衙门往家走的路上，吴夏拉着吴悦，那是脚步轻快，走得额头微汗，才望见自家那座青瓦白墙的院落。叩门将妹妹送进院子，转身喊上路与，攥着昨夜列好的清单就是出门采买去了。
他仍沉浸在即将入学的狂喜中，恍若百年前 “春风得意马蹄疾” 的孟郊附体，当下决定，妹妹交待的事，不但要办得快，更要办得好！
他甚至已开始畅想：“我准备得这般周全，妹妹定会夸我。”
吴悦还不知道她哥居然是如此自我攻略的人才，正乖乖地回去找阿婆和阿娘问好。
她像只毛茸茸的小鹦鹉般蜷在母亲刘耘娘膝头，将今日外出的见闻叽叽喳喳说了个遍。不一会就感觉小孩子精力不济，说着说着便觉眼皮沉重，像被抽去浑身力气，软绵绵地歪进母亲怀中，不多时便呼吸均匀地睡熟了。
待再度缓缓睁开双眼，日头斜照，案头的香炉里，安眠香正悠悠地飘散着袅袅轻烟，似有若无的香气在空气中氤氲开来。她抬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小脸睡得红扑扑的，缓缓从自己的小床上爬起来，在青枣的帮助下将外衫和鞋子都穿好，再将刚刚睡得歪七八倒的双髻散开重绑，一个可爱的小团子就拾掇好了。
恰在此时，院外传来路伯的吆喝声。原来是吴夏已差人将新买的鲜奶，连同杏仁、棉布、竹簸箕等用品一并送回了家。
她顿时像被注入一股鸡血，从睡眼惺忪中猛然清醒，脚步哒哒地径直往厨房奔去。
宋代并无饮用鲜奶的习惯：婴儿哺乳依赖母乳，幼儿通常由乳母喂养至三四岁，甚至更久。据记载，宋哲宗十岁时，宫中一次仍需从民间征集十多位乳母，可见时人对人乳滋补功效的过度迷信。而成年人普遍排斥直接食用动物奶，仅偶尔食用奶酪。皇家设有专门的乳酪院，会采购牛羊奶加工成酥油、乳酪等制品，多用于佐餐调味。至于直接饮用动物奶，在时人眼中被视为低贱之举，被归入市井粗鄙之物。
宋人将饮用牛羊奶视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标志。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提及的契丹奶茶，便是将牛羊奶与茶混合制成的怪异饮品，这种饮食形式完全不符合中原的味觉审美。欧阳修更直接以 “腥膻” 形容乳制品，暗指其文化粗鄙，通过贬低奶制品来维护中原文明的优越性。
但是鲜奶和奶制品的营养价值已经在后世经过检验。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这句曾风靡中国的口号，相信经历过 80 年代的人都不陌生。
日本早在二战后便通过《学校供餐法》推行 “一杯牛奶计划”，为全国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牛奶。数据显示，至 1990 年，日本 17 岁男性平均身高较战前增长了 12.3 厘米。这一成果被当时媒体耸动的以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的醒目标题广泛传播，成为饮食干预改善国民体质的经典案例。
在她眼中，身边人大多身材中等，唯有父亲身高足有 1.8 米，在人群中堪称鹤立鸡群。这大概得益于他身为武将，自幼习武，且饮食营养相较常人更为充足。
据史书记载，宋代征兵有明确身高标准：真宗朝规定最低入伍身高为五尺二寸（宋代 1 尺约合 31.68 厘米，五尺二寸约 1.65 米）。而古代文献中常见的 “七尺男儿” 说法，大概是一种夸张的文学表述，并非真实身高标准。
后世通过对宋代墓葬遗骨的测算得出，当时男性平均身高约为 165-170 厘米，女性平均身高则在 152-158 厘米之间，这与史书记载的征兵身高下限基本吻合，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普遍体格状况。
据后世研究推算，宋代人口平均寿命约 35 岁。其中，占总人口不足 1% 的士人阶层男性，平均寿命可达 61 岁；生活条件优渥、医疗资源较充裕，但受生育风险影响的士人女性，平均寿命约 53 岁。反观平民阶层，因长期面临粮食短缺、疫病威胁与战争动荡，女性受频繁生育和营养不良的双重影响，平均寿命仅约 33 岁，男性则在 36 岁左右，二者差距悬殊。
古代社会阶层在资源分配与生存条件上的巨大鸿沟，由此可见一斑。
她不得不认真盘算：如何在这个时代保障自己平安长大，避免因营养不良影响身高发育与寿命。这实在是因为当时可摄入的食物太过单一，且新生儿和婴幼儿死亡率极高，能活到成年的存活率不足五成。
古代资源匮乏，平民家庭常因生计所迫提前给幼儿断奶，改用米糊、粟粥等辅食充饥，乡间 “产后三日即劳作，乳少而子饥” 的场景屡见不鲜。过早断奶导致幼儿体弱，这正是平民阶层夭折率居高不下的主因。
她家虽属行伍家庭，但祖父机智，积存了不少珍宝；父亲身为低层武官，因勇武过人、臂力超群屡获赏赐，家境在同行中颇为优渥，她才能每日吃上一个鸡蛋补充营养，身体素质较常人略好。至于兄长，虽未继承父亲的强健体格，却生得体格轻便，尤擅骑术。
但是，儿童生存率低在当前即便贵为皇室子女也难以幸免：宋仁宗育有 13 女，9 女早夭；宋神宗生 14 子，8 子早夭。
相较之下，平民百姓家的婴儿死亡率只会更高。
四分之三的女婴尚未起名便夭折，且因无人登记具体数据，仅从《欧阳修全集》记载的 103 例有确切婴儿享年的样本来看，其中仅有 8 份为女婴。这一数据明显与宋代女性占 42% 总人口的比例不符。
她的祖母曾夭折两女一子，而到了父母这一代，北宋建国已近百年，时局安定，家中条件大幅改善，两位姐姐和哥哥均平安长大。她认为，这或许与父亲三年一次外出换防、兄姐间隔多年生育、母亲母体得以恢复有关。试想宁华殿的张美人，年头刚生长女，年尾便再次怀孕，这哺乳期叠加妊娠只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器质性损伤。
婴儿的高夭折率，除疾病因素外，还与宋代普遍存在的杀婴现象密切相关 —— 这便是臭名昭著的 “生子常不举”。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记载：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朱熹之父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中亦提及，江西婺源一带百姓 “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两宋时期，东南地区尤其是福建一带的杀婴溺婴之风最为盛行，时人记载：“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
至于文彦博如何逼死狄青，不过是诛心之论的再一使用。
当时文彦博已经为同平章事（宰相），文官主导的宰执集团中迎来了狄青这位担任枢密使（掌管西府）的武臣，这可把他恶心坏了，于是建议宋仁宗将狄青外放。
狄青无罪却遭外放，心中倍感委屈。宋仁宗也认为他受了委屈，称狄青是忠臣。
文彦博却进言：“宋太祖赵匡胤也曾是周世宗的忠臣，却因深得军心，最终发生了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之事。”
宋仁宗听后，只得接受了外放狄青的提议。
狄青不知道文彦博这诛心之论，跑去为自己辩白。
文彦博却只冷冷抛下一句 “朝廷怀疑你”，便将他打发走了。
狄青外放以后，宋仁宗每个月都派使者去慰问看望他两次。每次听说仁宗的使者来，狄青就惶惶不可及，结果不到半年，就生病去世了。
一句 “黄袍加身”，逼死了狄青；一个 “莫须有”，冤杀了岳飞。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宋朝的覆灭实有其因 —— 皇帝昏聩糊涂，朝臣迂腐短视。若不是当时金国尚未崛起，哪需等到八十年后的靖康之耻？
她在这边扼腕叹息，深感前路艰难，兄长却在另一边欣喜若狂 —— 毕竟，这位 “失学少年” 终于有学可上了。
仁宗朝规定，国子监入学需满足两个条件：年龄十五岁以上，且为七品以上官员子弟。由于北宋 “重文轻武” 之风盛行，武官子弟常受歧视，通过恩荫获得入学资格者寥寥无几。以父亲的武官身份论，此前根本无望跻身国子监。
四年前由范仲淹推动创立的太学，初设三百人名额，面向平民子弟择优录取。但对这位不求甚解、得过且过的兄长而言，要在选拔中胜过那些既聪慧又勤勉的学子，难如登天。
原本以为兄长只能进入专科学校，学习精算、律法等实用之学，日后做个小吏 —— 这还不如回地方武学就读。
庆历年间，武学已成立并开始招生，然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以元丰年间（1078-1085）为例，武学在校生仅百人，而太学多达三千八百人；武学毕业生最高仅授七品官职，太学上舍生却可直接授予六品官阶。
因此，她爹这回可是给了个天大的惊喜。
吴夏整张脸兴奋得通红，拱手作揖道：“爹放心，孩儿定当刻苦攻读，不负厚望！”
吴父欣慰地笑着颔首，旋即正色道：“我衙门里还有公务，你们兄妹先回家去。”
随即就与兄妹俩告别。
从衙门往家走的路上，吴夏拉着吴悦，那是脚步轻快，走得额头微汗，才望见自家那座青瓦白墙的院落。叩门将妹妹送进院子，转身喊上路与，攥着昨夜列好的清单就是出门采买去了。
他仍沉浸在即将入学的狂喜中，恍若百年前 “春风得意马蹄疾” 的孟郊附体，当下决定，妹妹交待的事，不但要办得快，更要办得好！
他甚至已开始畅想：“我准备得这般周全，妹妹定会夸我。”
吴悦还不知道她哥居然是如此自我攻略的人才，正乖乖地回去找阿婆和阿娘问好。
她像只毛茸茸的小鹦鹉般蜷在母亲刘耘娘膝头，将今日外出的见闻叽叽喳喳说了个遍。不一会就感觉小孩子精力不济，说着说着便觉眼皮沉重，像被抽去浑身力气，软绵绵地歪进母亲怀中，不多时便呼吸均匀地睡熟了。
待再度缓缓睁开双眼，日头斜照，案头的香炉里，安眠香正悠悠地飘散着袅袅轻烟，似有若无的香气在空气中氤氲开来。她抬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小脸睡得红扑扑的，缓缓从自己的小床上爬起来，在青枣的帮助下将外衫和鞋子都穿好，再将刚刚睡得歪七八倒的双髻散开重绑，一个可爱的小团子就拾掇好了。
恰在此时，院外传来路伯的吆喝声。原来是吴夏已差人将新买的鲜奶，连同杏仁、棉布、竹簸箕等用品一并送回了家。
她顿时像被注入一股鸡血，从睡眼惺忪中猛然清醒，脚步哒哒地径直往厨房奔去。
宋代并无饮用鲜奶的习惯：婴儿哺乳依赖母乳，幼儿通常由乳母喂养至三四岁，甚至更久。据记载，宋哲宗十岁时，宫中一次仍需从民间征集十多位乳母，可见时人对人乳滋补功效的过度迷信。而成年人普遍排斥直接食用动物奶，仅偶尔食用奶酪。皇家设有专门的乳酪院，会采购牛羊奶加工成酥油、乳酪等制品，多用于佐餐调味。至于直接饮用动物奶，在时人眼中被视为低贱之举，被归入市井粗鄙之物。
宋人将饮用牛羊奶视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标志。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提及的契丹奶茶，便是将牛羊奶与茶混合制成的怪异饮品，这种饮食形式完全不符合中原的味觉审美。欧阳修更直接以 “腥膻” 形容乳制品，暗指其文化粗鄙，通过贬低奶制品来维护中原文明的优越性。
但是鲜奶和奶制品的营养价值已经在后世经过检验。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这句曾风靡中国的口号，相信经历过 80 年代的人都不陌生。
日本早在二战后便通过《学校供餐法》推行 “一杯牛奶计划”，为全国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牛奶。数据显示，至 1990 年，日本 17 岁男性平均身高较战前增长了 12.3 厘米。这一成果被当时媒体耸动的以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的醒目标题广泛传播，成为饮食干预改善国民体质的经典案例。
在她眼中，身边人大多身材中等，唯有父亲身高足有 1.8 米，在人群中堪称鹤立鸡群。这大概得益于他身为武将，自幼习武，且饮食营养相较常人更为充足。
据史书记载，宋代征兵有明确身高标准：真宗朝规定最低入伍身高为五尺二寸（宋代 1 尺约合 31.68 厘米，五尺二寸约 1.65 米）。而古代文献中常见的 “七尺男儿” 说法，大概是一种夸张的文学表述，并非真实身高标准。
后世通过对宋代墓葬遗骨的测算得出，当时男性平均身高约为 165-170 厘米，女性平均身高则在 152-158 厘米之间，这与史书记载的征兵身高下限基本吻合，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普遍体格状况。
据后世研究推算，宋代人口平均寿命约 35 岁。其中，占总人口不足 1% 的士人阶层男性，平均寿命可达 61 岁；生活条件优渥、医疗资源较充裕，但受生育风险影响的士人女性，平均寿命约 53 岁。反观平民阶层，因长期面临粮食短缺、疫病威胁与战争动荡，女性受频繁生育和营养不良的双重影响，平均寿命仅约 33 岁，男性则在 36 岁左右，二者差距悬殊。
古代社会阶层在资源分配与生存条件上的巨大鸿沟，由此可见一斑。
她不得不认真盘算：如何在这个时代保障自己平安长大，避免因营养不良影响身高发育与寿命。这实在是因为当时可摄入的食物太过单一，且新生儿和婴幼儿死亡率极高，能活到成年的存活率不足五成。
古代资源匮乏，平民家庭常因生计所迫提前给幼儿断奶，改用米糊、粟粥等辅食充饥，乡间 “产后三日即劳作，乳少而子饥” 的场景屡见不鲜。过早断奶导致幼儿体弱，这正是平民阶层夭折率居高不下的主因。
她家虽属行伍家庭，但祖父机智，积存了不少珍宝；父亲身为低层武官，因勇武过人、臂力超群屡获赏赐，家境在同行中颇为优渥，她才能每日吃上一个鸡蛋补充营养，身体素质较常人略好。至于兄长，虽未继承父亲的强健体格，却生得体格轻便，尤擅骑术。
但是，儿童生存率低在当前即便贵为皇室子女也难以幸免：宋仁宗育有 13 女，9 女早夭；宋神宗生 14 子，8 子早夭。
相较之下，平民百姓家的婴儿死亡率只会更高。
四分之三的女婴尚未起名便夭折，且因无人登记具体数据，仅从《欧阳修全集》记载的 103 例有确切婴儿享年的样本来看，其中仅有 8 份为女婴。这一数据明显与宋代女性占 42% 总人口的比例不符。
她的祖母曾夭折两女一子，而到了父母这一代，北宋建国已近百年，时局安定，家中条件大幅改善，两位姐姐和哥哥均平安长大。她认为，这或许与父亲三年一次外出换防、兄姐间隔多年生育、母亲母体得以恢复有关。试想宁华殿的张美人，年头刚生长女，年尾便再次怀孕，这哺乳期叠加妊娠只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器质性损伤。
婴儿的高夭折率，除疾病因素外，还与宋代普遍存在的杀婴现象密切相关 —— 这便是臭名昭著的 “生子常不举”。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记载：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朱熹之父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中亦提及，江西婺源一带百姓 “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两宋时期，东南地区尤其是福建一带的杀婴溺婴之风最为盛行，时人记载：“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