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一个大鼻子的盖世太保问我，“您昨天下午5点以后在哪里？”
“先在俾斯麦大街罗萨提饭店和朋友吃饭。然后在歌剧院看了芭蕾舞剧《科佩利亚》。我是从学校放学直接到的俾斯麦大街，之前给家里打了电话。芭蕾舞剧的门票还在我家里的一件灰红格子大衣的兜里。”
“有人举报你晚上9点左右到《法兰克福报》驻柏林的报社那里找了一个人，给他送了一封信。”其中一个大鼻子的审讯员说，他的语气比较平和，但听起来事情并不简单。
“一封什么信？”我问。
“这应该问您，小姐！”另一个油红脸膛的胖家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的皮带把圆肚子勒成了上下两个球。
大鼻子把红胖子按住，不让他继续嚷嚷，“听完这位小姐的证词。”
“我没有送过任何信，”我说，“从学校放学后到11点左右回家，我都和……男朋友在一起，没有分开，他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可以作证！”
听到这里，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大鼻子问明了阿尔伯特的名字，眉头皱了起来，表情里多了顾忌。他让红胖子在这里看着我，自己出去汇报核实了。
红胖子坐在门口，一开始用那双鱼眼睛盯着我，后来打了几个哈欠，锁了门出去了。他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旁边的审讯室里一声接一声的凶狠的质问，还有打人的惨叫。
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里没有暖气，我又只穿了一层羊毛袜，腿冻得发麻。过了有一个小时，我实在累了，坐在红胖子先前的座位上闭目养神。
脑子里反复思索着，一封信？什么信？
我几乎进入了冥想状态，在混沌中寻找着事件线索，一张报纸和收音机的印象模模糊糊从无意识中浮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不懂。
支在桌子上的手背上一温，有人抓住了我的手。一睁眼，一张大红脸近在咫尺，我本能后撤。
“您的手真冷，”他咧开嘴，露出微黄的牙齿，“我给您送来了一杯热牛奶！”
伴随着这些话，他嘴里的白雾混着一股烟草的臭味喷了出来。
我几乎窒息，立时从椅子上弹起，向后疾退，“请您放尊——”话没说完，头顶“当”的一声，痛得我眼前发黑，几乎站不住。我扶着墙转身，发现墙角立着的一个铁架子，上面挂了几种像刑具的东西，铁架伸出的一个方形角刚刚撞了我的头顶。
“不要这么激动！我们这屋子里可是有些危险物品的。”红胖子挂着微笑，刻意放柔身段的样子，像马戏团里穿小花裙跳舞的大狗熊。
他们应该是联系上了阿尔伯特了。
“您抽烟吗？我这烟很不错的，好彩，美国烟。”他递过来一支。
我摇头拒绝了，这年代似乎很多女人抽烟。
很快，皮靴声响，我期待地望向门口，海因里希黑色的身影出现了，他背后跟着那个大鼻子。
“请跟我来。”海因里希含糊地打了个手势。红胖子一时不确定是叫他出去，还是叫我出去，愣在当地。我也没有动。
“埃德斯坦小姐，您没事了，请跟我出来。”海因里希又重复一次，语气加重了，似乎因为人听不懂他的话而愤怒。红胖子满身的肉抖了一下，用标准的军人步伐后退一步，离我远远的。随后他又看着我的头，绷紧的表情让他的脸更红了。
海因里希转身出门，我跟在后面。过了一会，还能听到大鼻子的声音：“蠢货！海因里希中队长和你说话用得着‘请’字吗！？”
来到一楼大厅，已经是正午了，外面的白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不是阳光，而是下了雪，一地银白。
父亲和阿尔伯特等在大厅的另一端，父亲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阿尔伯特看起来一直站着。他们都看到我了，我理了理头发，快步走过去。
“等一下，”走到半路，被海因里希叫住。
“也许您以前不了解，现在我特地告诉您。如果您一开始就报我的名字，半个小时前您就回家了。”
什么逻辑。
“我怎么会想到找您呢，事情又和您无关。”我皱眉道。
父亲已经走过来，见我正跟海因里希斗嘴，神情放松了。
“一场误会，你们可以回家了。”海因里希对父亲说，然后又转向我，加重了点声音，“这件事当然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奉希*莱先生的命令保证埃德斯坦先生和您的安全。请您务必记住这一点。”
认真算来，他对我已经是相当客气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人的语调里总有威胁和压迫感。我没有回答。
“海因里希中队长，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阿尔伯特伸了右手，示意要到旁边说话，海因里希紧绷着嘴，随他去了。
父亲和我先走到门外，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海因里希说有人往《法兰克福》的报社送了不该送的信，具体内容没有告诉我，怀疑是间谍行为。他说已经调查出真相了。”过了一会又说：“如果以后再有盖世太保找你麻烦，直接叫他们找我，我可以通知海因里希或者希*莱。”
其实我考虑过提父亲的名字，但又想如果正规流程解决不了，再动用这些关系。
阿尔伯特和海因里希已经出来了，海因里希从帽沿下面看了看我们这边。我和父亲已经叫到一辆车，阿尔伯特走过来，眼神严肃。
“你们说什么了？”我问他。
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有些凉。直到回到我家，他才说：“我确认一下那个真正送信的人。海因里希说已经抓住了，是你们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可能是从事了间谍活动。”
“对这帮人来说，能分得清心理学和医学可能不容易。”父亲一笑，阿尔伯特却仍在思索中，我问他怎么了，他回过神来说“没事”。
“我上楼换个衣服。”我走向楼梯，但父亲也随我上楼，小声问道：“你在学校里，没参加什么特殊的组织吧？那种……政治性的组织？”
“没有。”我说实话。
“在学业上好好努力，不要参与那些事。”
“我会注意的。”我说。原本我也只想管好自己，这个世界的事掺和越少越好。
“好啦，一场虚惊。换换衣服，约会去吧！”
换好衣服，重新梳了头，楼梯下到一半，还没看到他们二人，就听到他们在谈论我。
“对，她的教授也说她很努力……不不，从她的信里看得出来，她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硬要分类的话，比较主张和平，也许这一点和目前大部分德国人不一样。”阿尔伯特说。
“现在举报的人真是无处不在。”父亲叹息。
听到我脚步声，他们一齐停止了话题，阿尔伯特把手里那本德彪西的琴谱放回钢琴上，眼睛望着我。
“有人说我和别的女生性情不一样，也许——”想到了米娅对我的评价，不知我的言行是否会触动那些爱举报的人，想来还真有些后怕。
“这件事和你无关，没有必要反思自己的错处，你现在就很好。”阿尔伯特道，父亲也点头。
“希尔德说你在联盟里也表现不错。”阿尔伯特说。
没想到她会说我的好话，竟然有点小开心。
“好啦，走吧走吧，出去玩吧。”父亲摆着手轰我们走，我穿上外套随阿尔伯特走到门外，一边向父亲说：“回去吧，你只穿了毛衣。”
父亲口里答应着，却还在门边看着我。我心中突然一阵感动，走回去拥抱了他。
这是我到这里来第一次拥抱父亲。在我来的那个世界，我长大以后也从来没有拥抱过老爸。
父亲松开胳膊，我大叫一声，头顶剧痛，感觉头皮都要被揪下来了。我头上有伤口，刚刚上楼时用毛巾稍微捂了一下，扎了一个很松的麻花辫。可能是父亲袖口的扣子缠住了我的头发。
“不要动！”阿尔伯特出现在我身后，帮我把头发解下来，“流血了。”阿尔伯特拿手绢垫到我头顶，声音忽然带了愤怒，“他们打你了？！”
“不，不是。我自己碰的。”我说，“有个人又胖又臭，嘴巴里烟味特别大，我想离他远点，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铁架子。”
阿尔伯特一言不发，铁青着脸，凶巴巴盯着我，好像我说谎维护那些人一样。
“是真的。”我柔声说。
他表情软下来。
什么世道？明明是我头疼，却还要哄他。
“我带你上医院。”他说。
“这点伤不用上医院，家里有酒精。”正要进屋拿，胸口一阵恶心，胃里向上翻，我赶紧跑到一块土地边，对着地面干呕。早上到现在没吃饭，也没吐出来。头晕晕的，我伸出一只胳膊想找墙壁，被阿尔伯特扶住了，他半扶半抱着我到路边，坐进一辆出租车里。
“必须去医院。”他说。
“可是我好饿，先去吃饭吧。”我又说。
建议显然无效，他不满地说：“你刚才差点晕倒。”
“但是，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不想吃药。”
他这会心情到好，笑我，“自己也学过医，怎么害怕医院？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吃药还要糖果哄着？”
“哄我也不吃！”
嗤的一声，是出租车司机的笑声，阿尔伯特一眼瞥过去，司机大声说：“哈，瞧瞧刚才那户人家，烧的煤烟都飘得满街。咳咳！”
这一来我也不太好意思，他原本一片好心。大概是头疼不舒服，我脾气变急躁了，犹豫半天，对他解释：“有些药对人体不好，但是医生总让人吃，我不是所有的药都不吃，只是有些药，真的不好。”
这是我到医院实习后的一大发现，这个年代有些药物是新生事物，处于滥用状态。连朗格教授都是，病人心情不好，就开精神振奋的药。我在原来的世界并不是学医的，对各种药的名字和危害没有多少记忆，到这里发现一切都在失控状态，只能尽量少用药。
“怎么不好，有实验证据吗？”他带着笑问。显然以为这是我“闹脾气”的借口。“德国医学很发达，放心吧。”
“可是——”我举不出实际的例子，心中一阵气馁。再这样固执下去，两人只怕要吵起来。他不知道我从哪来的这些想法，所以不会信我。
“先在俾斯麦大街罗萨提饭店和朋友吃饭。然后在歌剧院看了芭蕾舞剧《科佩利亚》。我是从学校放学直接到的俾斯麦大街，之前给家里打了电话。芭蕾舞剧的门票还在我家里的一件灰红格子大衣的兜里。”
“有人举报你晚上9点左右到《法兰克福报》驻柏林的报社那里找了一个人，给他送了一封信。”其中一个大鼻子的审讯员说，他的语气比较平和，但听起来事情并不简单。
“一封什么信？”我问。
“这应该问您，小姐！”另一个油红脸膛的胖家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的皮带把圆肚子勒成了上下两个球。
大鼻子把红胖子按住，不让他继续嚷嚷，“听完这位小姐的证词。”
“我没有送过任何信，”我说，“从学校放学后到11点左右回家，我都和……男朋友在一起，没有分开，他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可以作证！”
听到这里，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大鼻子问明了阿尔伯特的名字，眉头皱了起来，表情里多了顾忌。他让红胖子在这里看着我，自己出去汇报核实了。
红胖子坐在门口，一开始用那双鱼眼睛盯着我，后来打了几个哈欠，锁了门出去了。他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旁边的审讯室里一声接一声的凶狠的质问，还有打人的惨叫。
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里没有暖气，我又只穿了一层羊毛袜，腿冻得发麻。过了有一个小时，我实在累了，坐在红胖子先前的座位上闭目养神。
脑子里反复思索着，一封信？什么信？
我几乎进入了冥想状态，在混沌中寻找着事件线索，一张报纸和收音机的印象模模糊糊从无意识中浮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不懂。
支在桌子上的手背上一温，有人抓住了我的手。一睁眼，一张大红脸近在咫尺，我本能后撤。
“您的手真冷，”他咧开嘴，露出微黄的牙齿，“我给您送来了一杯热牛奶！”
伴随着这些话，他嘴里的白雾混着一股烟草的臭味喷了出来。
我几乎窒息，立时从椅子上弹起，向后疾退，“请您放尊——”话没说完，头顶“当”的一声，痛得我眼前发黑，几乎站不住。我扶着墙转身，发现墙角立着的一个铁架子，上面挂了几种像刑具的东西，铁架伸出的一个方形角刚刚撞了我的头顶。
“不要这么激动！我们这屋子里可是有些危险物品的。”红胖子挂着微笑，刻意放柔身段的样子，像马戏团里穿小花裙跳舞的大狗熊。
他们应该是联系上了阿尔伯特了。
“您抽烟吗？我这烟很不错的，好彩，美国烟。”他递过来一支。
我摇头拒绝了，这年代似乎很多女人抽烟。
很快，皮靴声响，我期待地望向门口，海因里希黑色的身影出现了，他背后跟着那个大鼻子。
“请跟我来。”海因里希含糊地打了个手势。红胖子一时不确定是叫他出去，还是叫我出去，愣在当地。我也没有动。
“埃德斯坦小姐，您没事了，请跟我出来。”海因里希又重复一次，语气加重了，似乎因为人听不懂他的话而愤怒。红胖子满身的肉抖了一下，用标准的军人步伐后退一步，离我远远的。随后他又看着我的头，绷紧的表情让他的脸更红了。
海因里希转身出门，我跟在后面。过了一会，还能听到大鼻子的声音：“蠢货！海因里希中队长和你说话用得着‘请’字吗！？”
来到一楼大厅，已经是正午了，外面的白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不是阳光，而是下了雪，一地银白。
父亲和阿尔伯特等在大厅的另一端，父亲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阿尔伯特看起来一直站着。他们都看到我了，我理了理头发，快步走过去。
“等一下，”走到半路，被海因里希叫住。
“也许您以前不了解，现在我特地告诉您。如果您一开始就报我的名字，半个小时前您就回家了。”
什么逻辑。
“我怎么会想到找您呢，事情又和您无关。”我皱眉道。
父亲已经走过来，见我正跟海因里希斗嘴，神情放松了。
“一场误会，你们可以回家了。”海因里希对父亲说，然后又转向我，加重了点声音，“这件事当然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奉希*莱先生的命令保证埃德斯坦先生和您的安全。请您务必记住这一点。”
认真算来，他对我已经是相当客气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人的语调里总有威胁和压迫感。我没有回答。
“海因里希中队长，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阿尔伯特伸了右手，示意要到旁边说话，海因里希紧绷着嘴，随他去了。
父亲和我先走到门外，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海因里希说有人往《法兰克福》的报社送了不该送的信，具体内容没有告诉我，怀疑是间谍行为。他说已经调查出真相了。”过了一会又说：“如果以后再有盖世太保找你麻烦，直接叫他们找我，我可以通知海因里希或者希*莱。”
其实我考虑过提父亲的名字，但又想如果正规流程解决不了，再动用这些关系。
阿尔伯特和海因里希已经出来了，海因里希从帽沿下面看了看我们这边。我和父亲已经叫到一辆车，阿尔伯特走过来，眼神严肃。
“你们说什么了？”我问他。
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有些凉。直到回到我家，他才说：“我确认一下那个真正送信的人。海因里希说已经抓住了，是你们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可能是从事了间谍活动。”
“对这帮人来说，能分得清心理学和医学可能不容易。”父亲一笑，阿尔伯特却仍在思索中，我问他怎么了，他回过神来说“没事”。
“我上楼换个衣服。”我走向楼梯，但父亲也随我上楼，小声问道：“你在学校里，没参加什么特殊的组织吧？那种……政治性的组织？”
“没有。”我说实话。
“在学业上好好努力，不要参与那些事。”
“我会注意的。”我说。原本我也只想管好自己，这个世界的事掺和越少越好。
“好啦，一场虚惊。换换衣服，约会去吧！”
换好衣服，重新梳了头，楼梯下到一半，还没看到他们二人，就听到他们在谈论我。
“对，她的教授也说她很努力……不不，从她的信里看得出来，她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硬要分类的话，比较主张和平，也许这一点和目前大部分德国人不一样。”阿尔伯特说。
“现在举报的人真是无处不在。”父亲叹息。
听到我脚步声，他们一齐停止了话题，阿尔伯特把手里那本德彪西的琴谱放回钢琴上，眼睛望着我。
“有人说我和别的女生性情不一样，也许——”想到了米娅对我的评价，不知我的言行是否会触动那些爱举报的人，想来还真有些后怕。
“这件事和你无关，没有必要反思自己的错处，你现在就很好。”阿尔伯特道，父亲也点头。
“希尔德说你在联盟里也表现不错。”阿尔伯特说。
没想到她会说我的好话，竟然有点小开心。
“好啦，走吧走吧，出去玩吧。”父亲摆着手轰我们走，我穿上外套随阿尔伯特走到门外，一边向父亲说：“回去吧，你只穿了毛衣。”
父亲口里答应着，却还在门边看着我。我心中突然一阵感动，走回去拥抱了他。
这是我到这里来第一次拥抱父亲。在我来的那个世界，我长大以后也从来没有拥抱过老爸。
父亲松开胳膊，我大叫一声，头顶剧痛，感觉头皮都要被揪下来了。我头上有伤口，刚刚上楼时用毛巾稍微捂了一下，扎了一个很松的麻花辫。可能是父亲袖口的扣子缠住了我的头发。
“不要动！”阿尔伯特出现在我身后，帮我把头发解下来，“流血了。”阿尔伯特拿手绢垫到我头顶，声音忽然带了愤怒，“他们打你了？！”
“不，不是。我自己碰的。”我说，“有个人又胖又臭，嘴巴里烟味特别大，我想离他远点，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铁架子。”
阿尔伯特一言不发，铁青着脸，凶巴巴盯着我，好像我说谎维护那些人一样。
“是真的。”我柔声说。
他表情软下来。
什么世道？明明是我头疼，却还要哄他。
“我带你上医院。”他说。
“这点伤不用上医院，家里有酒精。”正要进屋拿，胸口一阵恶心，胃里向上翻，我赶紧跑到一块土地边，对着地面干呕。早上到现在没吃饭，也没吐出来。头晕晕的，我伸出一只胳膊想找墙壁，被阿尔伯特扶住了，他半扶半抱着我到路边，坐进一辆出租车里。
“必须去医院。”他说。
“可是我好饿，先去吃饭吧。”我又说。
建议显然无效，他不满地说：“你刚才差点晕倒。”
“但是，但是我也不想去医院，不想吃药。”
他这会心情到好，笑我，“自己也学过医，怎么害怕医院？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吃药还要糖果哄着？”
“哄我也不吃！”
嗤的一声，是出租车司机的笑声，阿尔伯特一眼瞥过去，司机大声说：“哈，瞧瞧刚才那户人家，烧的煤烟都飘得满街。咳咳！”
这一来我也不太好意思，他原本一片好心。大概是头疼不舒服，我脾气变急躁了，犹豫半天，对他解释：“有些药对人体不好，但是医生总让人吃，我不是所有的药都不吃，只是有些药，真的不好。”
这是我到医院实习后的一大发现，这个年代有些药物是新生事物，处于滥用状态。连朗格教授都是，病人心情不好，就开精神振奋的药。我在原来的世界并不是学医的，对各种药的名字和危害没有多少记忆，到这里发现一切都在失控状态，只能尽量少用药。
“怎么不好，有实验证据吗？”他带着笑问。显然以为这是我“闹脾气”的借口。“德国医学很发达，放心吧。”
“可是——”我举不出实际的例子，心中一阵气馁。再这样固执下去，两人只怕要吵起来。他不知道我从哪来的这些想法，所以不会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