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好点的医院，找沙尔勃鲁赫医生。”
这时候已经下车了，这医院很气派，接待厅地面都是是花岗岩的，头上还有吊灯。排在我们前面的女士，穿着黑色海狸皮大衣。
坐在走廊边等待叫号，他拿出一个圆盒子递给我。“这个医生很厉害，你可以放心。”
“医院里哪有好医生，好医生不是都自己开诊所吗。”我心有不甘地嘟囔。
“对，这家医院就是沙尔勃鲁赫医生开的，他也是医学教授。”阿尔伯特催促，“打开盒子看看。”
圆盒子上画着帝国鹰和放射的太阳光线，里面是圆饼形巧克力，像披萨那样掰成了好几瓣，其中一瓣不见了。
还真用糖果哄我呢。
“军官专供的，我觉得味道很纯，就给你留了一些。再说，你不是饿嘛。”
掰了一块尝尝，味道是很浓，有点苦。应该可可含量挺高的。
“你留着，”我把盒子还给他，“你信里说在前线经常不能睡觉要行军。咖啡香烟什么少不了。”我其实没见他带过烟盒，只是随口一说。
果然他笑着澄清：“我不抽烟。最早跟着别人抽过几次，后来军队戒烟那阵就不抽烟了。”
“军队戒烟？”我惊奇，怎么记得军队一向是烟草大户呢。
“对，元首认为抽烟有害健康，曾经禁止军人抽烟，但是后来士兵们一致抗|议，又取消了。”
还有这回事。
他把盒子帮我塞进包里，“再说士兵们还有别的。”
“埃德斯坦小姐。”护士叫我了。
沙尔勃鲁赫医生（简称为沙医生）留着两撇灰白胡子，大概有60岁，带一副金链子的单眼镜片。这是这个时代上点年纪的人才会有的打扮，年轻人大部分都戴双镜片了。
他在一本病历上草草写了几笔，看到我合上病历。笑着打招呼，“施特恩少校的女朋友，埃德斯坦小姐，嗯？”
唉，还没确定关系，这两天阴差阳错，竟然到处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我只好点头。
他观察了我头顶伤口，又听我说有一次呕吐。边听边在单子上写。
护士端着盘子来了，感觉到凉凉的药水涂到头皮上，听她笑道：“我就不给您上纱布了，免得您觉得不好看。这瓶药给您，回去两天涂一次。一周不要洗头。”
沙医生又拿了几种药给我，“一周内如果没有其他症状，就不必来了。但不要剧烈运动，注意休息。”
这时候的药品包装十分简单，有些瓶子上面只写着药品名和片数，也没有说明书。我问：“您能不能把这些药的成份是什么，帮我写下来？就是那种化学成份？”
沙医生从单镜片后面盯着我，胡子一翘，“信不过我？”
“不是，绝对不是。——我是学心理学的，我们要开展一个关于药物的心理效应的实验。”我随口编个理由。
一位中年护士长走过来，说有一台手术在等着，时间到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沙医生起身问，“人也麻翻了？”
“麻翻了。”护士忍笑道。
沙医生急着赶手术，在单子背面写了几个长长的单词，就匆匆出去了，走廊里传出他的声音，“把午饭给我留着！”
看着这些每个能有半行长的单词，我决定回去再查。
阿尔伯特没在诊室门口等我，他在走廊另一边和一个年轻医生说话，我走过去听到他问：“所以，最近没有人报告药物副作用吗？”
完了，这家伙在求证我说的话呢，也太较真了。
“没有，哪有这回事？只有药不够用的。”年轻医生笑，但接着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把阿尔伯特拉近，和他低声说着，还时不时警惕地观察四周。阿尔伯特很认真地听着，随后和医生握手道别。
“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告诉别人。”那个医生拍拍他胳膊。
吃午饭的时候他把我的药拿过去逐一查看，然后挑出其中一盒，拿出一片闻了闻，迟疑地说：“刚才朋友告诉我，有个野战医院的医生告诉他，士兵们经常配发的这种药，似乎……”他没有说下去，但对这些药的态度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坚定了。
我脑中一闪，“你说的士兵们常吃，比咖啡提神的，就是这个？”
“是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就会发，军官们的好一点。我没有吃过，但有士兵说吃了就没有困意，感觉不到一点恐惧。”
我一阵头晕，*****，这些事超出了我的认知。
“……元首知道吗？他也是允许的吗？”我问。
“大概知道吧。”他语气随意，并没有当回事。
也许在这个年代，没有足够的研究和宣传，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也许希*勒只在乎胜利，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
“你为什么似乎早就知道？朋友说他是最近几天才听前线医生说起****。”他问。
“我也是在医院实习，听……伤员说的。”我本想说，听医生说的，又怕他直接问是哪个医生，再去联系人家。
“士兵们也有人知道了？”他思考着，直接站了起来。
“饭还没吃完呢？”我拉住他。
“我给总参谋部打个电话。”
他应该是怀疑这事在士兵间传开会影响士气，他对军事上的影响特别敏感。
我仍旧拉着他，他温声说：“我又不走，只是打电话叫人去确认，马上回来陪你。”
长叹一口声，我不擅长撒谎，再遇到他这种缜密较真的人，实在要命。我没有松开手。
“你不舒服吗？”他俯下来看我。
“刚才……我说的不对。我没有听伤员说，我是……自己知道的。”
他重新坐下了，没有再追问。只是很生硬地停住话题，催我吃东西。我也很客气地应付着。可是每个动作，每句话都那么别扭。这一刻两人的距离，还不如写信时来得更近。
不能解释真正的原因，在每一件事上找理由了，太累了。
他本来要送我回家，但我不想回去，我怕下次再出来，我会没有勇气开口。
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奇怪的是虽然新闻里都是战争消息，但电影院里却放着冒险故事片，讲一个德国女孩到非洲旅游，但被当地人抓住，又在德国士兵的帮助下逃脱，然后两人终成眷属。片子风景优美，情感动人。当然，电影里的非洲人看起来极为野蛮，出现食人族的时候，剧场里一片唏嘘，有人低语：“这种人为什么要活在地球上？”
看完电影，在露天冰场看人滑冰，大部分人滑得都很好，个别像水面上滑行的鸟一样优雅。我看得跃跃欲试，好想下去试一试，但既然医生有言在先，只能望冰兴叹。
“我明天回去卡塞尔探望伦德施泰特元帅，大概待上三天，回来就找你。”他笑着说，“然后我们去滑雪。”
“真的？”
“如果你的伤没有问题的话。”
“当然没问题了！”
我心里的主意每一分钟都在变，现在我又觉得也许不必马上告诉他，或许等关系密切一些再说比较好，那时候，就无需担心说出真相会使两个人的关系走向终结。
可是当他又一次要送我回家，我矛盾的心就又找出一些事来拖延。
“咱们去坐电车吧，我在这附近一个鞋店订了双靴子，好久了总忘记来取。很近的。”
电车里有点挤，快过节了，有些人买了圣诞用品，大包小包。我们站在车端，他让我拉住一个空出来吊环，自己长臂一伸，直接握住吊环上方的金属杆子。电车缓慢启动，一晃一晃，我与他的距离也按照同样的频率时远时近。
到了一站。“姑娘，您坐吧。”有个中年男人站起来下车了，把他的座位让给我。我正要坐，看到旁边有个70岁左右的老人，就示意让他坐。老人迟疑着，我回想起刚才上车就见这老人一直站着，他还提了一个布包，怎么没有人给他让座呢？
“不行的，不……”他嗫嚅。
“我们下一站就下啦！”我说，“您快坐吧。”
话音未落，半车的德国人都齐刷刷地转过来盯着我，眼神奇怪。阿尔伯特也低头看我。我用口型无声地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清澈的目光注视了我几秒，向那老人说：“我们确实要下了，坐吧。”
接着他转了个方向，用身体隔开了那半车人的目光，另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
下一站，我们刚下车，那老人也跟在我后面，按着膝盖，慢慢走下电车台阶。“您这一站就要下吗？”我问他，还帮他提了一下东西，刚才他也没说这么快就要下。因为转头和他说话，我踩到了阿尔伯特的鞋。
“你们赶紧走吧！”那老人不耐烦地摆着手，似乎想摆脱我，沿着路边去了。
车窗探出一个戴工装帽的脑袋，冲他喊：“离我们远点，邪恶的人。”
丁铃声响，电车重新启动。刚才那只脑袋在车窗里旋了半圈，像一个机枪小炮一样把两个眼睛对准我，嘴里吐出一句：“*太奴才！”
这句话声音不大，我呆了好一会，才意识到是在骂我。这时回想起来，那老人身上戴着黄色的大卫星，是个犹|太人。而且，我不知道他们在电车里是不允许坐下的。
阿尔伯特刚弯腰系好了鞋带，这时站直了，“发什么呆呢？”
他没有听到那个人说的话，我说：“刚听到电车里有人骂人。”
“总有些人没有教养，下次还是不坐电车了。”阿尔伯特说。
这不是教养的问题，我想。
这时候已经下车了，这医院很气派，接待厅地面都是是花岗岩的，头上还有吊灯。排在我们前面的女士，穿着黑色海狸皮大衣。
坐在走廊边等待叫号，他拿出一个圆盒子递给我。“这个医生很厉害，你可以放心。”
“医院里哪有好医生，好医生不是都自己开诊所吗。”我心有不甘地嘟囔。
“对，这家医院就是沙尔勃鲁赫医生开的，他也是医学教授。”阿尔伯特催促，“打开盒子看看。”
圆盒子上画着帝国鹰和放射的太阳光线，里面是圆饼形巧克力，像披萨那样掰成了好几瓣，其中一瓣不见了。
还真用糖果哄我呢。
“军官专供的，我觉得味道很纯，就给你留了一些。再说，你不是饿嘛。”
掰了一块尝尝，味道是很浓，有点苦。应该可可含量挺高的。
“你留着，”我把盒子还给他，“你信里说在前线经常不能睡觉要行军。咖啡香烟什么少不了。”我其实没见他带过烟盒，只是随口一说。
果然他笑着澄清：“我不抽烟。最早跟着别人抽过几次，后来军队戒烟那阵就不抽烟了。”
“军队戒烟？”我惊奇，怎么记得军队一向是烟草大户呢。
“对，元首认为抽烟有害健康，曾经禁止军人抽烟，但是后来士兵们一致抗|议，又取消了。”
还有这回事。
他把盒子帮我塞进包里，“再说士兵们还有别的。”
“埃德斯坦小姐。”护士叫我了。
沙尔勃鲁赫医生（简称为沙医生）留着两撇灰白胡子，大概有60岁，带一副金链子的单眼镜片。这是这个时代上点年纪的人才会有的打扮，年轻人大部分都戴双镜片了。
他在一本病历上草草写了几笔，看到我合上病历。笑着打招呼，“施特恩少校的女朋友，埃德斯坦小姐，嗯？”
唉，还没确定关系，这两天阴差阳错，竟然到处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我只好点头。
他观察了我头顶伤口，又听我说有一次呕吐。边听边在单子上写。
护士端着盘子来了，感觉到凉凉的药水涂到头皮上，听她笑道：“我就不给您上纱布了，免得您觉得不好看。这瓶药给您，回去两天涂一次。一周不要洗头。”
沙医生又拿了几种药给我，“一周内如果没有其他症状，就不必来了。但不要剧烈运动，注意休息。”
这时候的药品包装十分简单，有些瓶子上面只写着药品名和片数，也没有说明书。我问：“您能不能把这些药的成份是什么，帮我写下来？就是那种化学成份？”
沙医生从单镜片后面盯着我，胡子一翘，“信不过我？”
“不是，绝对不是。——我是学心理学的，我们要开展一个关于药物的心理效应的实验。”我随口编个理由。
一位中年护士长走过来，说有一台手术在等着，时间到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沙医生起身问，“人也麻翻了？”
“麻翻了。”护士忍笑道。
沙医生急着赶手术，在单子背面写了几个长长的单词，就匆匆出去了，走廊里传出他的声音，“把午饭给我留着！”
看着这些每个能有半行长的单词，我决定回去再查。
阿尔伯特没在诊室门口等我，他在走廊另一边和一个年轻医生说话，我走过去听到他问：“所以，最近没有人报告药物副作用吗？”
完了，这家伙在求证我说的话呢，也太较真了。
“没有，哪有这回事？只有药不够用的。”年轻医生笑，但接着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把阿尔伯特拉近，和他低声说着，还时不时警惕地观察四周。阿尔伯特很认真地听着，随后和医生握手道别。
“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告诉别人。”那个医生拍拍他胳膊。
吃午饭的时候他把我的药拿过去逐一查看，然后挑出其中一盒，拿出一片闻了闻，迟疑地说：“刚才朋友告诉我，有个野战医院的医生告诉他，士兵们经常配发的这种药，似乎……”他没有说下去，但对这些药的态度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坚定了。
我脑中一闪，“你说的士兵们常吃，比咖啡提神的，就是这个？”
“是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就会发，军官们的好一点。我没有吃过，但有士兵说吃了就没有困意，感觉不到一点恐惧。”
我一阵头晕，*****，这些事超出了我的认知。
“……元首知道吗？他也是允许的吗？”我问。
“大概知道吧。”他语气随意，并没有当回事。
也许在这个年代，没有足够的研究和宣传，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也许希*勒只在乎胜利，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
“你为什么似乎早就知道？朋友说他是最近几天才听前线医生说起****。”他问。
“我也是在医院实习，听……伤员说的。”我本想说，听医生说的，又怕他直接问是哪个医生，再去联系人家。
“士兵们也有人知道了？”他思考着，直接站了起来。
“饭还没吃完呢？”我拉住他。
“我给总参谋部打个电话。”
他应该是怀疑这事在士兵间传开会影响士气，他对军事上的影响特别敏感。
我仍旧拉着他，他温声说：“我又不走，只是打电话叫人去确认，马上回来陪你。”
长叹一口声，我不擅长撒谎，再遇到他这种缜密较真的人，实在要命。我没有松开手。
“你不舒服吗？”他俯下来看我。
“刚才……我说的不对。我没有听伤员说，我是……自己知道的。”
他重新坐下了，没有再追问。只是很生硬地停住话题，催我吃东西。我也很客气地应付着。可是每个动作，每句话都那么别扭。这一刻两人的距离，还不如写信时来得更近。
不能解释真正的原因，在每一件事上找理由了，太累了。
他本来要送我回家，但我不想回去，我怕下次再出来，我会没有勇气开口。
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奇怪的是虽然新闻里都是战争消息，但电影院里却放着冒险故事片，讲一个德国女孩到非洲旅游，但被当地人抓住，又在德国士兵的帮助下逃脱，然后两人终成眷属。片子风景优美，情感动人。当然，电影里的非洲人看起来极为野蛮，出现食人族的时候，剧场里一片唏嘘，有人低语：“这种人为什么要活在地球上？”
看完电影，在露天冰场看人滑冰，大部分人滑得都很好，个别像水面上滑行的鸟一样优雅。我看得跃跃欲试，好想下去试一试，但既然医生有言在先，只能望冰兴叹。
“我明天回去卡塞尔探望伦德施泰特元帅，大概待上三天，回来就找你。”他笑着说，“然后我们去滑雪。”
“真的？”
“如果你的伤没有问题的话。”
“当然没问题了！”
我心里的主意每一分钟都在变，现在我又觉得也许不必马上告诉他，或许等关系密切一些再说比较好，那时候，就无需担心说出真相会使两个人的关系走向终结。
可是当他又一次要送我回家，我矛盾的心就又找出一些事来拖延。
“咱们去坐电车吧，我在这附近一个鞋店订了双靴子，好久了总忘记来取。很近的。”
电车里有点挤，快过节了，有些人买了圣诞用品，大包小包。我们站在车端，他让我拉住一个空出来吊环，自己长臂一伸，直接握住吊环上方的金属杆子。电车缓慢启动，一晃一晃，我与他的距离也按照同样的频率时远时近。
到了一站。“姑娘，您坐吧。”有个中年男人站起来下车了，把他的座位让给我。我正要坐，看到旁边有个70岁左右的老人，就示意让他坐。老人迟疑着，我回想起刚才上车就见这老人一直站着，他还提了一个布包，怎么没有人给他让座呢？
“不行的，不……”他嗫嚅。
“我们下一站就下啦！”我说，“您快坐吧。”
话音未落，半车的德国人都齐刷刷地转过来盯着我，眼神奇怪。阿尔伯特也低头看我。我用口型无声地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清澈的目光注视了我几秒，向那老人说：“我们确实要下了，坐吧。”
接着他转了个方向，用身体隔开了那半车人的目光，另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
下一站，我们刚下车，那老人也跟在我后面，按着膝盖，慢慢走下电车台阶。“您这一站就要下吗？”我问他，还帮他提了一下东西，刚才他也没说这么快就要下。因为转头和他说话，我踩到了阿尔伯特的鞋。
“你们赶紧走吧！”那老人不耐烦地摆着手，似乎想摆脱我，沿着路边去了。
车窗探出一个戴工装帽的脑袋，冲他喊：“离我们远点，邪恶的人。”
丁铃声响，电车重新启动。刚才那只脑袋在车窗里旋了半圈，像一个机枪小炮一样把两个眼睛对准我，嘴里吐出一句：“*太奴才！”
这句话声音不大，我呆了好一会，才意识到是在骂我。这时回想起来，那老人身上戴着黄色的大卫星，是个犹|太人。而且，我不知道他们在电车里是不允许坐下的。
阿尔伯特刚弯腰系好了鞋带，这时站直了，“发什么呆呢？”
他没有听到那个人说的话，我说：“刚听到电车里有人骂人。”
“总有些人没有教养，下次还是不坐电车了。”阿尔伯特说。
这不是教养的问题，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