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的心结3
“当然不是失眠，”我说，“而是他一到休息的时候，就会不断地回忆起他击落敌机的片段。这种回忆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甚至会遮挡他的视线，让他在驾驶飞机时思想不能集中。后来，他就不能上天了。”
“那怎么办？”弗里德里希急问。
“后来……”我想了好一会，找到了合适的表达，“后来他有一次在梦中又看到了自己回忆中出现的片断。发现那是他击落敌机时，将刚跳伞出舱的敌机飞行员给击中了。那个人没打开降落伞就死了。”
弗里德里希呼吸开始急促。
“那个人从梦中醒来，听到了战友阵亡的消息。那是他们的小队长，那架飞机坠落到了敌人的区域。大家都说没有希望把队长的尸体找回来了，而我提到的这个人什么也没有说，悄悄开着汽车，去寻找战友的尸体。一番波折，终于找到。在回来的路上，敌人在他背后追赶，敌机在空中对他扫射。他一边踩着汽车油门，一边大喊着死去朋友的名字：‘弗雷米，你再也不能回到天上了，我们要失败了，我们要失败了！但是从今以后我们也不用杀人了，我们和敌人都会死去！’”
弗里德里希眼里涌出了一点泪水，他马上擦去，环顾四周。我讲的声音并不大，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他们在听广播，里面传出北非的战事新闻。
“为伟大帝国的胜利！”邻桌几人的大啤酒杯碰在一起。
吃完了，弗里德里希站起来结了账。故事没有再讲下去。外面街道上，天已经黑透了。
“电影里会有这种情节吗？”弗里德里希问，“我是说，电影里的人竟然说‘我们要失败了’？”
“主角当然是相信胜利的，我讲的只是一个小配角。”
我们沿着路边走，在2月底的风里，弗里德里希打了好几个寒战。
“还有吗，这个小配角的故事？”
“没有了，后来他成功把战友运了回去。——这里距离科雷格的公寓近，你回家吧。”他只穿了一件飞行夹克，天一黑就显得单薄。
“不，不，我希望你再讲讲，”他说，“因为……他和我很像。”
又走了好几十步，他停|下对我说：“你相信吗，我自己一直不敢承认。最近总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就是觉得……我们要失败了。”
我们要失败了，——面对日落，表现出忧伤。
“不，我不是说德国要失败了，我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明明似乎一切都还很好。我是说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个念头冒出来……”他语无伦次地说着。
“你不要当真！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双手使劲比划着，好像被词语淹没了，努力把一些不需要的词句扒开才能呼吸似的，“我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只是瞎想，真的只是随便说说！”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正视着他的眼睛，“你没有什么不对的，弗里德里希，你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他平静下来，吸了口气，“难道，你也有这种感觉吗？我是说，既然电影上都这样说了，这样想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我说，“起码在我这。”
四下无人，寂静的黑暗带来了寂静的力量，他从胸中吐出一口气，整个人回到了真实的状态。
他不再故作欢快，而是沉下嗓子，“我害怕出机，说真的。我现在技术好了，自己不容易死了，但是我害怕打死敌人。像电影上一样，我直接在天上打死过一个，飞机直接炸开了，对方逃生了却没成功的，也有两个。后来我就越来越害怕，我真希望自己还是一开始的样子，那时候什么也不会，也没有恐惧。我见过英国的飞行员俘虏，他们总说我们在侵略别人，侵略所有的国家。我就开始怀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错的。”
他停了一会，又开始解释，“我不是说同意他们的话，这些看法当然不对！我是说……我是说，自己受了他们的影响，不由自主地。你懂吗？控制不了。”
“弗里德里希，”我叫他一声，把他从自责里拉出来，“这里没有人说你是错的。你可以说真话。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只有真实不真实，没有对错。”
“只有真实不真实……”他咀嚼着这句话，变得更安静。他抬头起头观察我的神情，确认了我的态度是认真的。
“军人不可以不服从命令的。”他说。
“我知道。”
“但我服从命令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我自己。”
他说出了自己真正的心结。
我们努力了半个月，催眠、面谈，都是为了找到这个原因，让他自己看到。现在，他看到了，承认了。
可是我却没有什么答案能够给他，一个建议都没有，甚至一句回答都找不到。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在我的心上，封住我的嘴巴。
发掘一个人的内心，有什么意义呢？把一个人领到内在黑暗面前，见证自己的撕|裂，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一个国家的错误，一辆列车开向深渊，就会带着整车乘客一起毁灭。我们在意某一个乘客在车上有没有抽烟，又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很抱歉。”我说。
路灯上的亮光慢慢变暗，这是快要宵禁了。刚才注视路灯的弗里德里希回过头来，“不要这样说，西贝尔。战争是男人的事。”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敏锐，明白我为什么而道歉。
他向我笑了笑，不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在路边等车，可是公交车总也不来，出租也没有一辆。车也比往前难坐了好多。后来我们去了地铁。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聊天。我心中的不安仍在。
下了地铁，离布雷特尔街的我家还有一段距离。他陪着我走，又对我说：“我说了，战争是男人的事，如果真有答案，寻找答案也是男人的责任。”那一刻，他的口气像一个突然间长大的了人。
我看见我家楼下书店了，他们正要关门休息。
“再见，早点回家。”
“我真的想再看一次那个电影，也许会有帮助。”他说，“不知道晚场还有没有？”
“你看不到的，”我微笑，“那个故事，是我编的。”
他愣了一会，慢慢露出笑容，后来直接大笑起来，“你真棒，我完全信了！”
这天夜里，我被电话铃吵醒。我从卧室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钟表上时间是2点多。接了电话，是弗里德里希。
“你这通电话真的太晚了，又出什么事啦？”
“我要回联队了，告诉你一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清醒，又是一直没睡。
“那也可以明天早上告诉我呀！”
“明天一大早我就走了。”
我清醒了，“是出事了吗？为什么这么早回？”
“也算是吧，今天我回父母家收拾东西，听说一个战友阵亡了。虽然不是同一个小队，但和我也认识。而且，即使没有这件事，我也要回去了。谢谢你些天一直在帮我，让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没有真正帮到忙。”我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那不是我的力量可以办到的。
“你帮到了，”他说，“你关心我，耐心听我说话，想尽办法让我承认自己。现在我看清了，可以做决定了。无论能不能上天，我都要回联队。我的战友还在那里，我会和他们一起。”
我没有再提出任何反驳。因为我突然感觉到，这次治疗不只是我在帮他。对于未来，我这个“知道太多”的人总是容易看不到希望，陷入悲观。反而是活在局中的人给我提供勇气。
过了一段时间，某天放学后，我到科雷格公寓，取了那本被弗里德里希“蹂|躏”得不成样子的心理学论文两则，去见希尔德。
我们约在电影院旁边的餐厅。到的时候，希尔德和冯·毛奇伯爵坐在一起，很认真地听他说话。
一名40多岁的女侍者端上来两杯像可乐的德国汽水。现在的年轻男人都上战场了，侍者都是原本在家的女人出来做事。这家饭店档次不算最高，雇佣的是上了点年纪的中年女人。
“不是点了三杯么，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人要来。”希尔德说。
“不好意思，可乐很紧缺，优先供应给了先来的顾客，”侍者说，“我们还有芬达汽水。”
希尔德脸上闪过不满。我正要上前说话，却听她用很柔和的口吻道了谢，然后向我解释：“物资不足，最近这款新出的橙味芬达也不错，你要是不喜欢，我的给你。”
我带着惊讶坐下来，以她往昔的脾气，早就对侍者表示不满了，一旁的冯·毛奇伯爵赞赏地注视着她。
“那怎么办？”弗里德里希急问。
“后来……”我想了好一会，找到了合适的表达，“后来他有一次在梦中又看到了自己回忆中出现的片断。发现那是他击落敌机时，将刚跳伞出舱的敌机飞行员给击中了。那个人没打开降落伞就死了。”
弗里德里希呼吸开始急促。
“那个人从梦中醒来，听到了战友阵亡的消息。那是他们的小队长，那架飞机坠落到了敌人的区域。大家都说没有希望把队长的尸体找回来了，而我提到的这个人什么也没有说，悄悄开着汽车，去寻找战友的尸体。一番波折，终于找到。在回来的路上，敌人在他背后追赶，敌机在空中对他扫射。他一边踩着汽车油门，一边大喊着死去朋友的名字：‘弗雷米，你再也不能回到天上了，我们要失败了，我们要失败了！但是从今以后我们也不用杀人了，我们和敌人都会死去！’”
弗里德里希眼里涌出了一点泪水，他马上擦去，环顾四周。我讲的声音并不大，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他们在听广播，里面传出北非的战事新闻。
“为伟大帝国的胜利！”邻桌几人的大啤酒杯碰在一起。
吃完了，弗里德里希站起来结了账。故事没有再讲下去。外面街道上，天已经黑透了。
“电影里会有这种情节吗？”弗里德里希问，“我是说，电影里的人竟然说‘我们要失败了’？”
“主角当然是相信胜利的，我讲的只是一个小配角。”
我们沿着路边走，在2月底的风里，弗里德里希打了好几个寒战。
“还有吗，这个小配角的故事？”
“没有了，后来他成功把战友运了回去。——这里距离科雷格的公寓近，你回家吧。”他只穿了一件飞行夹克，天一黑就显得单薄。
“不，不，我希望你再讲讲，”他说，“因为……他和我很像。”
又走了好几十步，他停|下对我说：“你相信吗，我自己一直不敢承认。最近总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就是觉得……我们要失败了。”
我们要失败了，——面对日落，表现出忧伤。
“不，我不是说德国要失败了，我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明明似乎一切都还很好。我是说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个念头冒出来……”他语无伦次地说着。
“你不要当真！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双手使劲比划着，好像被词语淹没了，努力把一些不需要的词句扒开才能呼吸似的，“我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只是瞎想，真的只是随便说说！”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正视着他的眼睛，“你没有什么不对的，弗里德里希，你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他平静下来，吸了口气，“难道，你也有这种感觉吗？我是说，既然电影上都这样说了，这样想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我说，“起码在我这。”
四下无人，寂静的黑暗带来了寂静的力量，他从胸中吐出一口气，整个人回到了真实的状态。
他不再故作欢快，而是沉下嗓子，“我害怕出机，说真的。我现在技术好了，自己不容易死了，但是我害怕打死敌人。像电影上一样，我直接在天上打死过一个，飞机直接炸开了，对方逃生了却没成功的，也有两个。后来我就越来越害怕，我真希望自己还是一开始的样子，那时候什么也不会，也没有恐惧。我见过英国的飞行员俘虏，他们总说我们在侵略别人，侵略所有的国家。我就开始怀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错的。”
他停了一会，又开始解释，“我不是说同意他们的话，这些看法当然不对！我是说……我是说，自己受了他们的影响，不由自主地。你懂吗？控制不了。”
“弗里德里希，”我叫他一声，把他从自责里拉出来，“这里没有人说你是错的。你可以说真话。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只有真实不真实，没有对错。”
“只有真实不真实……”他咀嚼着这句话，变得更安静。他抬头起头观察我的神情，确认了我的态度是认真的。
“军人不可以不服从命令的。”他说。
“我知道。”
“但我服从命令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我自己。”
他说出了自己真正的心结。
我们努力了半个月，催眠、面谈，都是为了找到这个原因，让他自己看到。现在，他看到了，承认了。
可是我却没有什么答案能够给他，一个建议都没有，甚至一句回答都找不到。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在我的心上，封住我的嘴巴。
发掘一个人的内心，有什么意义呢？把一个人领到内在黑暗面前，见证自己的撕|裂，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一个国家的错误，一辆列车开向深渊，就会带着整车乘客一起毁灭。我们在意某一个乘客在车上有没有抽烟，又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很抱歉。”我说。
路灯上的亮光慢慢变暗，这是快要宵禁了。刚才注视路灯的弗里德里希回过头来，“不要这样说，西贝尔。战争是男人的事。”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敏锐，明白我为什么而道歉。
他向我笑了笑，不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在路边等车，可是公交车总也不来，出租也没有一辆。车也比往前难坐了好多。后来我们去了地铁。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聊天。我心中的不安仍在。
下了地铁，离布雷特尔街的我家还有一段距离。他陪着我走，又对我说：“我说了，战争是男人的事，如果真有答案，寻找答案也是男人的责任。”那一刻，他的口气像一个突然间长大的了人。
我看见我家楼下书店了，他们正要关门休息。
“再见，早点回家。”
“我真的想再看一次那个电影，也许会有帮助。”他说，“不知道晚场还有没有？”
“你看不到的，”我微笑，“那个故事，是我编的。”
他愣了一会，慢慢露出笑容，后来直接大笑起来，“你真棒，我完全信了！”
这天夜里，我被电话铃吵醒。我从卧室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钟表上时间是2点多。接了电话，是弗里德里希。
“你这通电话真的太晚了，又出什么事啦？”
“我要回联队了，告诉你一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清醒，又是一直没睡。
“那也可以明天早上告诉我呀！”
“明天一大早我就走了。”
我清醒了，“是出事了吗？为什么这么早回？”
“也算是吧，今天我回父母家收拾东西，听说一个战友阵亡了。虽然不是同一个小队，但和我也认识。而且，即使没有这件事，我也要回去了。谢谢你些天一直在帮我，让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没有真正帮到忙。”我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那不是我的力量可以办到的。
“你帮到了，”他说，“你关心我，耐心听我说话，想尽办法让我承认自己。现在我看清了，可以做决定了。无论能不能上天，我都要回联队。我的战友还在那里，我会和他们一起。”
我没有再提出任何反驳。因为我突然感觉到，这次治疗不只是我在帮他。对于未来，我这个“知道太多”的人总是容易看不到希望，陷入悲观。反而是活在局中的人给我提供勇气。
过了一段时间，某天放学后，我到科雷格公寓，取了那本被弗里德里希“蹂|躏”得不成样子的心理学论文两则，去见希尔德。
我们约在电影院旁边的餐厅。到的时候，希尔德和冯·毛奇伯爵坐在一起，很认真地听他说话。
一名40多岁的女侍者端上来两杯像可乐的德国汽水。现在的年轻男人都上战场了，侍者都是原本在家的女人出来做事。这家饭店档次不算最高，雇佣的是上了点年纪的中年女人。
“不是点了三杯么，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人要来。”希尔德说。
“不好意思，可乐很紧缺，优先供应给了先来的顾客，”侍者说，“我们还有芬达汽水。”
希尔德脸上闪过不满。我正要上前说话，却听她用很柔和的口吻道了谢，然后向我解释：“物资不足，最近这款新出的橙味芬达也不错，你要是不喜欢，我的给你。”
我带着惊讶坐下来，以她往昔的脾气，早就对侍者表示不满了，一旁的冯·毛奇伯爵赞赏地注视着她。